誰是全國綜合成本最低的“宜商之城”？ 城市成本優勢榜啟示錄

成本是評價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營商環境是否有競爭力的一項硬指標，直接關乎企業的獲得感。

那么，到底哪座城市成本最低？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以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為測評指標，選取全國57個重點城市為觀察樣本，結合案例分析，綜合評判這些城市中企業的經營成本。根據統計，從區域視角來看，中西部內陸城市更具成本優勢，在經營成本較低的15座城市中僅有3座沿海城市。

透過區域看向城市，襄陽、洛陽和泉州是本次榜單中最具成本優勢的三座城市。企業經營成本高則是多數大城市的共同特征，其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和廣州是成本最高的五座城市。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企業是跟著成本走的。要打造一流的營商環境，一個重要方向，就是要降低企業運行的綜合成本。因此，為了有效降低企業綜合成本，不少成本較高的大城市正全方位探索，多維度拓展產業空間。與此同時，在大城市的周邊城市主動承接發展外溢效應，借助產業協作機制，降低獲取資源要素的成本，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最終實現價值共贏。

（劉宇宇/圖）

“工業上樓”，大城市降低營商成本的法寶

近日，全國多地陸續披露2023年GDP數據，關于萬億GDP城市的討論更是激烈。根據數據推測，加上新晉的常州，目前全國萬億GDP城市已擴容至25個。

作為中國城市經濟的“排頭兵”，這些城市高漲的不只是他們的經濟實力，還有企業經營成本。課題組統計發現，GDP名列前茅的北上深等城市在成本方面同樣讓企業壓力不小。

以最“貴”的北京為例，2022年其商服項目用地均價1.8萬元，是同期哈爾濱的38倍。而在“制造業當家”的深圳，工業用地緊缺，統計時間段內工業用地均價是同為制造大市蘇州的4倍有余。

實際上，當城市達到一定規模之后，發展成本的提高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以往，紐約、倫敦和東京等發達城市在結構轉型、成本提升的爬坡階段，選擇的是優先保留高附加值產業，轉移相對低端的產業。但也有多座城市，如利物浦和曼徹斯特，在企業尤其是工業企業外遷以后，出現產業空心化的局面。

前車可鑒，工業企業的外遷是城市發展中的一大挑戰。為避免企業和產業外流，近年來，我國不少大城市提出工業“回城”的發展策略，重振制造業，加快轉型升級。于是，“工業上樓”這種工業空間的縱向拓展，成為近兩年大城市助力企業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教授、博導李長安曾公開表示，土地作為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降低土地成本自然應該成為降低企業成本的關鍵。在符合城鄉規劃及區域產業發展政策、不改變土地用途的前提下，鼓勵用地單位通過提高容積率，增加計容建筑面積來提高工業用地的利用效率，并且免予補繳土地出讓價款，這就是“工業上樓”的基本含義。

“這樣做的好處很多，包括無需新增用地指標，有利于制造企業的分工布局，促進生產、辦公、研發、設計一體化，同時也不會增加企業資金負擔?！崩铋L安表示。

目前看來，“工業上樓”不僅可以減少企業的土地成本，其推動形成的高質量、專業化產業園區更符合新型產業與科技企業的需求，將有助于提供生產、研發、辦公一體化空間，實現“上下游就是上下樓”的產業鏈集聚效應，同時也能減少企業因距離造成的交流成本和物流成本。

率先打破城市“橫向”擴張邏輯，讓產業“垂直生長”的是制造業發達的珠三角地區。隨著用地緊張，珠三角地區近十年間陸續出現一批“工業上樓”產業園。

從目前的建設情況來看，深圳發展較快。2019年，深圳市寶安區出臺了《深圳市寶安區工業上樓工作指引（試行）》，首次對“工業上樓”進行定義并明確建筑設計要求。2022年，深圳全面開啟“工業上樓”行動，宣布從2022年起，將連續5年，每年通過“工業上樓”模式建設不少于2000萬平方米高品質、低租金、定制化產業空間。并且，所有“工業上樓”廠房租金不超過35元/月·平方米，年漲幅不超過5%。

2021年7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了《關于推廣借鑒深圳經濟特區創新舉措和經驗做法的通知》，明確提出要推廣“工業上樓”模式。此后，許多沿海地區城市逐步推廣“工業上樓”，并結合本地特色出臺了相關政策或指引。

在這些文件中，項目建設標準、獎補扶持措施及園區運營管理服務等是關注重點。例如，珠海出臺了《珠海市產業空間拓展行動方案》為總牽引的“1+5”系列文件，通過集中布局建設以及模塊化或定制化生產廠房、生活商業配套設施和提供生產性配套服務等方式，滿足企業現代化生產和員工高品質生活的需求。

此外，“工業上樓”趨勢正在由沿海向中西部擴散，如成都和武漢就陸續正式印發了相關文件力推“工業上樓”。

（劉宇宇/圖）

發展都市圈，攤薄發展成本

2023年底，廣東省政府一次性印發五個都市圈的規劃文件。這五大都市圈分別是廣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汕潮揭都市圈和湛茂都市圈。

對此，廣東省發展改革委主任、大灣區辦主任艾學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推進五大都市圈建設，就是要進一步打破行政壁壘，促進要素有序流動，進一步提振都市圈經濟，推動區域產業轉型升級和加快先進制造業發展。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中國信息協會常務理事、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創始院長朱克力表示，此次規劃的實施將促進城市間交通、物流、信息等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增強廣東整體經濟實力與競爭力。五大都市圈的發展將為廣東省內企業提供更加完善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及風險，提高企業盈利能力與市場競爭力。

通過都市圈和城市群實現產業鏈條的空間分工、布局、配置，把成本降下來，這是區域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而地理位置接近的城市，天然會互相支持，依托政策、地理、工商業基礎等優勢，走上加速發展之路。

從國家層面來看，我國都市圈規劃始于2019年《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的出臺。該文件提出要培育發展一批現代化都市圈，形成區域競爭新優勢，為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經濟轉型升級提供重要支撐。

此后，國家級都市圈陸續出爐。國家發改委于2021年批復了南京、福州、成都3個都市圈，2022年批復了長株潭、西安、重慶、武漢4個都市圈。進入2023年，各地“非正式”公布獲國家發改委批復或復函的都市圈有6個。

課題組注意到，在廣東省的五份都市圈規劃中，均重點部署構筑區域合作開放新格局，其中有諸多類似“一體化”“同城化”“共建”等關鍵詞的表達。這與課題組此前的研究成果相印證，即營商環境改革走向同城化?，F階段，卓越城市的營商環境準則對周邊城市的擴散和拉升，是同城化的最主要體現，這將造就更大范圍的“高宜商值”區域，出現更多的營商環境“優等生”。

在課題組最新掌握的數據中，一體化發展推進較好的都市圈，其內部的城市對企業而言更宜商。以廣州都市圈為例，在中心城市的影響下，佛山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宜商值排名也整體靠前。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阿隆索提出的“規模借用”理論，靠近人口中心的都市區可通過對大城市規模與高端功能的借用，來推動自身城市生產率的提高,表現出與大城市相類似的特征。這意味著小城市可以“借用”鄰近大城市的集聚經濟益處,同時避免集聚的成本。

如佛山，在與廣州形成同城化發展后，在成本低的基礎上，又能享受比肩一流的配套資源。一方面，由于緊鄰廣州，佛山能夠共享廣州的商業資源；另一方面，佛山本土的商業配套也在持續完善。

打造一流營商環境，歸根到底，就是要降低企業綜合運營成本。綜合運營成本最低，就是營商環境最優的地方。都市圈和城市群內城市的協作發展，不僅有利于促進精細分工、拉長產業鏈，形成產業集群，還有利于企業在更大范圍內以更低成本獲取資源，進一步走向國際市場。

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依舊，人才紅利顯現

掌握相對成本較低的勞動力資源，意味著企業有更好的贏利空間，可以在同行業競爭中贏得更多的商機。

本次“宜商之城”成本優勢榜中，北京、上海、深圳毫無意外的是勞動力成本最高的三座城市，杭州和南京的勞動力成本也再次超越了廣州，分別位列第四和第五位。此外，在勞動力成本排行較高的十座城市中，有四座位于長三角地區。

為何長三角地區的整體勞動力成本更高？這與兩個區域的整體經濟結構和發展歷程相關，長三角地區在布局新經濟方面腳步更快；而珠三角地區的傳統產業更為深厚，比如佛山、東莞、惠州和珠海，都是制造業大市。但相比新興產業，傳統產業高薪崗位更少，薪資水平更低。

然而，成本高低是經過對比得出的，如果將中國這些大城市放在全球城市發展的坐標系中考量，結果就有所不同。

根據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數據，2020年，在20個國際城市勞動力成本排名中，北京（14.18美元/小時）、上海（13.17美元/小時）、深圳（10.68美元/小時）排名靠后，分別位于第13、16和17位，遠低于紐約（38.84美元/小時）、法蘭克福（37.2美元/小時）和新加坡（31.17美元/小時）等國際城市。

在中高端勞動力成本方面，我國的大城市同樣具備優勢。美國職位網站Levels.fyi日前發布了一份《2023年度程序員收入報告》，該報告據稱基于20萬份程序員薪資數據，主要反映程序員2023年薪酬總額中位數，其中包含工資、股票價值和獎金。

統計顯示，從美國方面來看，程序員收入最高的地區是美國舊金山，中位數薪資為24.9萬美元；其次是西雅圖，中位數為22.5萬美元；排行第三為紐約，中位數為18.5萬美元。而在“熱門國際城市（排除美國和歐洲）”，程序員收入最高的地區為以色列特拉維夫，中位薪資為13.8萬美元，中國北京僅位居第六，年中位收入為9萬美元。

勞動力是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對于勞動力成本的判斷，不僅關系到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和企業的健康發展，更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關于勞動力成本問題研究，需要放在一個更宏大的背景中進行探討。

近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上漲，但“人口紅利”卻并未消失。根據2023年中國統計年鑒，2022年我國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超過9億，勞動力資源優勢在全球范圍內依舊突出。

更重要的是，我國的“人才紅利”也在逐漸顯現。根據2020年中國人口普查數據，我國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為21836.1萬人，產業人才充沛。

“人才紅利”在我國大城市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以北京為例，其作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十分發達，總部經濟突出，高校云集，吸引了大量人才集聚。

中國統計年鑒（2023）顯示，北京科技、金融、文化等高薪行業從業者眾多。如科技行業，在北京的城鎮非私營單位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從業人口超過100萬，占比接近全國的五分之一，高于其他地區。

可以肯定的是，在我國大城市的“虹吸效應”依舊存在的當下，“人口紅利”與“人才紅利”將疊加釋放，所形成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也將在全球范圍內繼續存在。此外，由于大城市及其與周邊城市的協同發展，產業集群效應突出，龐大產業集聚不僅能提高配套效率，還會產生強大的規模效應，形成看不見的“場效應”。在這個場域內，人才流、信息流、技術流等要素快速流動與互通，無形之中大大降低企業的各類成本，最終將轉變為這座城市之中企業的競爭優勢。

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宜商之城”課題組

策劃：戴春晨

統籌：石登江

研究團隊：戴春晨、石登江、郭倩倩、李潤澤子、張秋紅、李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