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館，黃包車與虹口之墻

上海的冬天總會下雨，總會有陰冷的天色，1938年12月1日也是這樣。伊里克·瑞斯曼到達上海時，幾乎身無分文，“天色陰沉，氣候寒冷，一直下著雨”，“當時猶太人組成的科莫爾委員會正努力安排新到達的難民……”

瑞斯曼僅僅是那個時代從歐洲來滬避難的近三萬名猶太人中的一個。在猶太民族漫長的離散史上，不經常被“看到”的上海，是頗為特別的城市——在納粹屠猶的黑暗時期，這艘“東方諾亞方舟”點亮的人性光輝，不為波詭云譎的國際政治形勢所更易，更是人們攜手走過艱苦而黑暗的戰爭歲月的印記。

霍山路上的美猶聯合分配委員會舊址舊照  IC Photo圖

出埃及記

在年幼的厄休拉·培根的幻想里，上海是“馬可·波羅、大肚金佛、蓮花、清涼翠玉、象牙飾品、寶塔、黃包車夫、舞龍、筷子、稻田和水車”，還有“穿著絲絨旗袍、高挽黑色發髻、打著精致紙傘徜徉于美麗花園中的中國女孩”。在來到上海之前，很多猶太人對這座城市更是完全沒有概念，有的人誤認為上海是“海上之城”，還專門為上海之行購買了海灘度假的泳衣。

這個傳言中“會偷走你所有的東西，然后隨隨便便殺了你”的城市，卻是1930年代末很多歐洲猶太人為數不多的選擇——1938年11月“水晶之夜”后，德國納粹開始對猶太人進行有組織的屠殺；同年召開的埃維昂萊班會議上，所有參會國均未明確表示愿意接收猶太難民——在一次又一次敲擊歐美各國無門的情況下，面臨死亡威脅的他們不得不將目光投向遠在重洋之外的東方大都市。

早已自顧不暇的上海，偶然間接納了歷經磨難仍然向往著自由的猶太人——1937年淞滬會戰后，國民政府撤出上海，日本占領軍一度來不及扶植傀儡政權，難以插手租界事務；公共租界與法租界成為日占區的一個“孤島”，從1937年秋到1939年秋，上海一度處于“門戶洞開”的特殊狀態，外國人從水路進入這里無需辦理通常所需的一切手續。

盡管上海是當時唯一不需要簽證的開放港口，但猶太人仍需要有效簽證才能離開歐洲?！爱敃r在維也納沒有領事館或大使館愿意給我們發放簽證，但我們一直堅持尋找能接納我們的國家，幸運的是，我們最終找到了中國領事館，在忐忑的等待中，我得到了中國發放給我和我家人的簽證?！豹q太難民伊瑞可·戈登斯堡回憶。很多像戈登斯堡一樣“幸運”的猶太人，都得到過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的幫助——他在1938年至1940年間向猶太人發放了數千張簽證；還有一個被人遺忘的中國人：公使館理事官補王替夫，1938年至1940年間，也共向猶太人簽發約1.2萬張簽證。

事實上，猶太人也正是從水路和陸路兩個方向進入上海的——從1933年至1940年，每個月從意大利熱那亞駛來一班輪船，逐漸載滿猶太難民；1940年因意大利與英法宣戰，這一“傳統線路”被切斷，猶太人只能從波蘭穿越廣闊的西伯利亞，經中國東北、朝鮮半島等地抵達上?！?933年至1941年，幾近三萬名從納粹屠刀下逃生的猶太人遠涉重洋來到上海，除其中有幾千人經滬去往第三國外，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仍有約2.5萬名猶太難民將上海當作避難地。

這趟旅程，不啻為象征“自由和解放”的“出埃及記”——或者說，猶太難民構建了自己的新神話——“在逾越節的頭兩天，我們逃出納粹德國，坐船航行在紅海之上，就像我們的祖先幾千年前做的那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