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軍 | 冷香遺書說春在:《鄭文焯年譜長編》書后
毋庸諱言，《鄭文焯年譜長編》利用了近年公布、整理的新材料，自然值得肯定。但某一家或某一方面的材料太多、太集中，也可能會使得年譜內容給人一種錯覺，那就是有日記或書信的那段時間，譜主與日記作者、受信人關系出奇地密切，交往出奇地頻繁。
責任編輯：劉小磊
晚清著名詞人鄭文焯和今人為他編的年譜（楊傳慶著，中華書局2023年5月）。
近年來，晚清四大詞人的年譜出了好幾種，似乎并沒有一部特別豐滿的。從上世紀九十代起，馬興榮曾分別為王鵬運（1850—1904）、鄭文焯（1856—1918）、朱祖謀（1857—1931）、況周頤（1859—1926）編過年譜，大多刊于《詞學》輯刊上，但篇幅都不大，未能單獨成書，之后四家年譜作為四篇文章被編入2013年出版的《馬興榮詞學論稿》，就是很好的旁證。2009年，香港學者鄭煒明出版《況周頤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經修訂重版為《況周頤先生年譜》（齊魯書社）。2013年，沈文泉出版《朱彊村年譜》（浙江古籍出版社），以上兩種作為著作而言，篇幅亦不甚大，讀后不免給人單薄之感。
2023年下半年，楊傳慶的《鄭文焯年譜長編》（中華書局）、朱存紅的《王鵬運年譜長編》（貴州人民出版社）先后面世，粗看之下，不難發現二者的篇幅比況、朱二家明顯要大不少。誠然，篇幅大小并不是衡量學術成果好壞的標準。不過，相對巨大的篇幅，至少給人多一點披沙揀金的空間。之前，常聽沈燮元先生談起他編《屠紳年譜》，受到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的啟發，認為古人年譜的編撰有幾個難點，其中一點就是譜主所處的時代離我們太遠，有關他的材料簡略且少，不好編；反之，時代離我們太近者，有關材料繁多且雜，加之不少還沒來得及系統整理與公布，同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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