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何杰：制定轉型金融標準迫在眉睫｜兩會金融界之聲

在綠色金融領域，中國已然是世界第一大綠色信貸國家和第二大綠色債券之國。在“金融大國”邁向“金融強國”的進程中，綠色金融被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列入“五篇大文章”之中。

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國家發改委和人民銀行等十部門印發《綠色低碳轉型產業指導目錄(2024年版)》，取代之前的2019年版本?！斑@個標準還是綠色金融，也就是‘純綠’或者接近‘純綠’的經濟活動的標準，不是轉型金融活動的標準。因此仍然急需制定轉型金融的標準?！比珖f委員、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民革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何杰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呼吁。

他在準備提交的《關于進一步推動綠色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提案》中明確指出，高碳行業企業的低碳轉型是推動“雙碳”目標實現的必要路徑，但現有的綠色金融體系只能支持到“純綠”或接近“純綠”的經濟活動，高碳企業即使有轉型意愿及可行的轉型路徑，在現有的綠色金融體系下也難以獲得資金支持。因為從我國經濟體系來看，近九成的經濟活動屬于“非綠”。但實際上，在近九成的“非綠”活動中，超過一半屬于可以且有必要向低碳進行轉型的經濟活動。因此，如何在“非綠”的企業中，有效識別出具有意愿、技術和能力實現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主體，是目前面臨的一個難點問題。

何杰為本次兩會準備了12份提案，其中9份提案涉及金融領域。他曾任深圳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局長，并曾長期在深圳交易所任職。轉型金融需要怎樣的標準界定？綠色債券因成本無特殊優勢而占比過低的現狀如何扭轉？投資人購買綠色債券追求利潤最大化，而發行人利用綠色債券融資追求成本最小化，二者目標天然矛盾的關系有調和之道嗎？南方周末為此專訪何杰。

轉型金融問題日益凸顯

南方周末：作為可持續發展新命題，著眼于對高排放高污染行業進行綠色低碳轉型的轉型金融在我國及國際社會引起了廣泛關注。轉型金融問題為何日益凸顯？

何杰：高碳行業企業的低碳轉型是推動“雙碳”目標實現、推進產業升級、保障經濟平穩運行的必然路徑，但現有的綠色金融體系只能支持到“純綠”或接近“純綠”的經濟活動。高碳企業即使有轉型意愿及可行的轉型路徑，在現有的綠色金融體系下也難以獲得資金支持。

在這個背景下，G20領導人峰會在2022年11月16日批準發布了《G20轉型金融框架》，提出各成員國要大力推動轉型金融發展，完善轉型金融的政策框架，幫助金融機構厘清開展轉型金融業務的標準、方法與路徑，從而有效支持高碳行業的及時平穩轉型。

南方周末：你在提案中指出，我國傳統綠色金融聚焦的行業碳減排量有限。綠色產業認定范圍有待進一步擴充。為何？

何杰：從實踐看，傳統綠色金融主要聚焦光伏、風電、電動車等純綠或接近純綠的經濟活動，高碳、“非綠”企業的減碳轉型經濟活動未得到充分支持。倘若“可轉型”“非綠”企業在低碳及零碳轉型過程中，實現符合國家雙碳目標路徑的碳排放強度下降，能夠帶來更大規模的碳減排效益。

南方周末：國際上有何可借鑒之處？

何杰：目前，歐盟、新加坡、南非、日本、韓國、東盟等國家和地區已經或者正在根據當地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特點，開發內部的可持續金融分類標準，將轉型相關產業納入分類標準范疇。我國現行的《綠色產業指導目錄》《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在一定程度上滯后于市場發展實際，未能涵蓋不同地區不同產業結構的減碳轉型需求。

“工作閉環”是保證綠色金融發展的重要挑戰

南方周末：我們綠色信貸余額已位居全球第一，而且在國際上已有一定的話語權。但轉型金融問題凸顯說明解決的難度不小。如果擴展綠色產業認定范圍，難點在哪里？

何杰：一是界定標準的制定。人民銀行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末我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占比為12.4%。從我國經濟體系來看，近九成經濟活動屬于“非綠”。如何在“非綠”的企業中，有效識別出具有意愿、技術和能力實現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主體，是目前面臨的一個難點問題。

深圳目前正在研究探索采用以“碳績效”為核心的“綠色主體”界定標準。即綜合考慮企業的能源效率、碳排放效率、節能表現、減排表現和行業稟賦，為企業碳績效表現打分，優先將碳績效表現領先的企業作為綠色產業認定范圍拓展的優先主體。

二是金融產品創新?，F有的綠色金融產品難以滿足這些“非綠”產業企業的融資需求。例如，部分高碳企業或中小型企業資產負債率高或企業風險高，現有以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為主的綠色金融產品體系，難以滿足該類企業的融資需求，要加快推動PE/VC基金等股權融資工具。與此同時，“非綠”企業的低碳轉型是動態過程，金融機構可以開發與企業“碳績效”表現掛鉤的金融產品，將企業減碳表現與融資成本掛鉤，激勵企業持續減排。

三是激勵機制。經過多年發展，綠色金融已經初步建立起標準、產品和市場、監管和信息披露、激勵約束和國際合作等相對完整的生態體系。未來，拓展綠色產業認定范圍，標準制定、產品創新是一個開端，建立配套的統計標準、監管及激勵機制，形成一個“工作閉環”，是保證相關綠色金融業務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挑戰。

“綠色債券成本優勢不明顯”

南方周末：我國綠色債券余額已位居全球第二。但你認為，綠色債券市場總體規模仍然較小，擴容空間極大。為什么？

何杰：截至2022年末，綠色債券僅占我國整體債券市場發行規模的1.41%，綠色債券存量規模約為綠色貸款存量規模的十分之一。由于存在外部認證審核、持續信息披露和綠色項目后續運營跟蹤等多方面要求，綠色債券發行的整體成本較普通債券優勢不明顯?；趯I機構測算的上百萬億綠色資金需求，倘若綠色債券能滿足其中10%，將帶來超10萬億的增長空間。

南方周末：你剛才說，基于“外部認證審核、持續信息披露、綠色項目后續運營跟蹤”等多方面要求，綠色債券發行的整體成本較普通債券優勢不明顯。國際市場上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何杰：國際綠色債券市場發展已經有二十余年的時間，推出了諸多政策工具對綠色債券市場形成有效的支持?？傮w來看，主要有三種措施來引導和激勵綠色債券發行。

一是政府部門制定激勵政策。

一方面，制定綠色債券發行端的費用減免、獎勵等直接激勵措施。國際上已有諸多實踐案例，我國各地區在這方面的實踐亦較多。另一方面，從投資端加大綠色債券需求以間接推動綠色債券發行，部分國家對綠色債券利息收入及綠色債券基金提供了免稅或者優惠政策，進一步提升綠色債券吸引力。

二是完善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國際上通過統一的綠色債券標準和專業的債券綠色評級及建立綠色債券數據庫與資源共享中心平臺來支持和服務綠色債券發行工作。

三是推動行業生態的建立。目前，許多國際組織、非盈利機構通過搭建合作網絡及平臺，推動綠色金融生態的發展與完善，并通過不同方式推動綠色金融市場各個環節的發展及機制的完善。

“投資者與發行人的目標天然矛盾”

南方周末：從純經濟的角度看，投資人購買綠色債券是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而發行人利用綠色債券融資追求的是成本最小化，二者目標天然矛盾。我們觀察，目前綠色金融投資產品收益確實并無特殊優勢。兩者的矛盾有解嗎？

何杰：在這個矛盾下，綠色理念、聲譽獎勵和支持政策是影響綠色金融產品投資的重要因素。

事實上，政府和市場一直在采取措施緩解這一矛盾。

一是從發行端來看。（1）監管部門以加快上市審批、給予費用補貼等方式為綠色債券發行提供支持。如證監會在《關于支持綠色債券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提出了綠色債券申報和審核將走“綠色通道”，適用“即報即審”政策。各地財政也以發行費用補貼、貼息等方式降低發行人成本。（2）從市場表現來看，綠色債券的成本優勢逐漸顯現。中誠信研究結果顯示，2023年綠色債券中近七成（69.15%）的綠色債券表現出了一定成本優勢，發行成本低于當天發行的同類債券票面利率1bp-422bp不等。

二是從投資端來看。（1）金融監管部門通過完善監管、激勵機制，推動金融機構加大綠色債券的投資。如人民銀行對金融機構的綠色債券持有量納入綠色金融評價定量指標；深圳《綠金條例》要求保險業金融機構、機構投資者、資產管理人建立完善綠色投資管理制度，引導金融機構加大綠色投資；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發布的《關于推動綠色保險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中提到保險公司要完善綠色投資管理體系，強化保險資金支持綠色發展，充分發揮保險資金長期投資優勢，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通過投資綠色債券、綠色資產支持證券（ABS）、保險資產管理產品等形式參與綠色項目投資。（2）與此同時，市場在構建從理念到行動、從能力到實踐的綠色投資生態來支持綠色債券發展。

“以標準化避免綠色投資產品‘漂綠’行為”

南方周末：騰訊金融研究院研究發現，綠色投資產品定位尚不清晰，缺乏強制的投資披露框架。 比如并未公布投資決策過程中所參考的定量指標。與此同時，由于缺乏統一的 ESG 產品標準，投資實踐中部分 ESG 理財產品仍以概念和邏輯為主，是否真正嚴格實施 ESG 篩選、ESG 整合等策略無從得知，難以做到 ESG 投資的知行合一。這種現象，國外有可借鑒的經驗嗎？

何杰：監管構建透明、可持續金融體系至關重要。

歐盟是ESG投資的全球領導者。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通過的《可持續金融信息披露條例》將資本市場主要參與者納入了可持續信息披露要求的范圍，覆蓋了從“募”到“投”的全價值鏈，并根據投資目標將金融產品主要分為了不以任何ESG因素為主要投資目標的普通產品、含推動環境或社會特征的產品（俗稱“淺綠產品”）和以可持續投資為目標的產品（俗稱“深綠產品”）三類。所有類型產品均需在招募說明書披露，年報、季報等定期報告中根據相應規范進行ESG信息披露。

美國正逐步加強對ESG基金的信息披露要求。2022年5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相繼發布相關規定，旨在規范對ESG基金的信息披露和命名規則。如在ESG基金的命名方面，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出了“80%投資政策”，即名稱中含有“ESG”等字眼的基金，持倉80%以上需為“ESG資產”，并將“ESG術語的重大欺騙性和誤導性使用”寫入了法規。

香港市場是ESG強制披露立法的先行者。香港證監會對ESG基金信息披露提出了非常嚴格的要求。

除監管要求外，國際組織也在積極推動投資機構踐行綠色及可持續投資理念。以聯合國負責任投資原則組織（UN PRI）為例，作為首個明確倡導ESG投資的國際組織，PRI建立了六項原則，為ESG責任投資提供了標準化框架與思路。機構簽署PRI即意味著其公開表明其在投資決策和所有權中納入ESG因素的承諾，同時需要根據UNPRI提供的標準化信息披露框架進行披露報告。

南方周末：由此看來，標準化信息披露是關鍵。

何杰：準確來說標準化信息披露是基礎。當前ESG信息披露的標準化問題已經得到國際國內的一致認可，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2023年公布S1和S2兩大標準，得到全球高度呼應。我國監管部門也高度重視，國內三大證券交易所近期已經公布我國上市公司可持續信息披露的征求意見稿，建立和國情相適應、強制和自愿相結合的披露標準，將為我國上市公司為主體的企業披露可持續信息奠定堅實的基礎。

但ESG信息的披露只是開始，關鍵是要建立ESG信息披露、監管、監督和應用的生態。第三方認證評估機構是ESG信息監督的專業力量，應該高度重視其發展。目前粵港澳大灣區正積極探索第三方認證評估機構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規范發展和跨境互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