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插62個案例，最高法工作報告14年后再提“能動司法”
在2014之前，“兩高”報告除暴恐和宗教極端刑事案件外，很少提及具體案例。2015年時，最高法列舉了16個案例。此后，報告中的“個案”數越來越多，2020年，四十多個案例數量已遠超以往。
責任編輯：錢昊平
2024年3月8日上午，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召開，聽取“兩高”工作報告。（南方周末記者韓謙/圖）
“我今天聽了報告非常激動，心情就像今天北京的天氣一樣?！边@是政協民進界別在分組討論“兩高”報告時，一名代表委員發言的第一句話。
2024年3月8日上午9時，張軍首次以院長身份作最高法工作報告。他的發言時間不超過30分鐘，會場響起了8次掌聲。
報告內容既關注社會治理，又關注民營經濟。治理網絡暴力、婚前同居施暴、維護外賣小哥權益、保障線上加班“離線權”，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報告也積極回應。其中，貫穿整個報告的“能動司法”，則是14年后重提。
響亮的新名詞
“能動司法”，是貫穿最高法2023年工作的一條主線。
在解讀最高法工作報告時，最高法辦公廳副主任、最高法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余茂玉提到，“能動司法”是在司法審判工作中通過積極能動地發揮審判職能，切實服務保障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服務保障人民根本利益。
簡單說，就是反對機械司法、就案辦案。
這不是一個新概念。人民法院明確提出能動司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四年前。
彼時，隨著國際金融危機來臨，司法機關受理的訴訟案件激增，案情復雜，司法機關尋求應對之策。2009年，時任最高法領導在寧夏、河北、江蘇等地調研時提出了“能動司法”這一理念。在解釋中，人民法院能動司法就是要發揮司法的主觀能動性，積極主動地為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侯猛表示，2009年前后的能動司法，主要是在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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