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二人談｜陳鋒、郭毅：中美ESG有哪些差異？

中美ESG表現和發展路徑有哪些差異？未來中國的ESG又將如何發展？這是中國公司治理50人論壇專家成員、哈佛大學訪問學者陳鋒在美國訪學期間一直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簡單而言，ESG即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治理（Governance）的縮寫。從這三個維度評估企業經營活動的可持續性，也是一種識別企業非財務風險和機遇的方法，該概念最早由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在2004年提出。

陳鋒是ESG理念的堅定支持者，他20年扎根ESG領域，早在2008年便參與起草了國務院國資委發布的《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現在作為金融機構投資負責人，他明確提出“ESG應納入一切投資決策”。

然而，作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最新理念和國際通行話語體系，近兩年，ESG在中國和美國的發展卻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景象：在中國，ESG不但從頂層設計上被視為政策創新的工具，而且被納入到培育區域競爭力的通盤考慮中；在美國，“反ESG運動”則愈演愈烈。

在中國提出新發展理念、雙碳目標、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等背景下，ESG理念開始與中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緊密結合，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促進ESG發展的政策文件。僅以2024年第一季度為例，2月8日，上交所、深交所和北交所分別發布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引征求意見稿，引導A股上市公司發布ESG或可持續發展報告；3月1日，上海市商務委員會發布了《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業環境、社會和治理（ESG）能力三年行動方案（2024-2026年）》，作為全國首個省級ESG行動方案，旨在推動提高上海涉外企業的ESG能力，構筑對外開放合作新優勢；3月15日，北京市發展改革委會同相關部門研究起草了《北京市促進環境社會治理（ESG）體系高質量發展實施方案（征求意見稿）》，提出到2027年，在京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率力爭達到70%左右；3月19日，蘇州工業園區經濟發展委員會發布《蘇州工業園區ESG產業發展行動計劃》《蘇州工業園區ESG產業政策》，旨在為園區ESG產業培育、集聚發展提供強大引擎。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的“反ESG運動”卻不斷發展壯大。2021年6月，得克薩斯州頒布法律，禁止部分州政府指定的養老基金投資于抵制化石燃料行業的金融機構，成為美國第一個提出反ESG法案的州政府。據統計，到2023年，美國已有14個州立法限制在公共投資和采購中考慮ESG因素。2024年1月9日，《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The Latest Dirty Word in Corporate America: ESG》，在中國被翻譯為《美國企業界的一句最新臟話：ESG》，成為美國“反ESG運動”的又一個標志性事件。

為深入探討中美ESG差異以及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我們邀請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郭毅與陳鋒就該話題進行交流，由現象到學理，從美國到中國，共同探究未來中國的ESG發展路徑。

本期主持：

孫孝文 南方周末研究員

本期嘉賓：

陳鋒 中國公司治理50人論壇專家成員，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南方周末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智庫專家

郭毅 北京工商大學經管學部主任，教授，南方周末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智庫專家

美國為什么要“反ESG”

南方周末：如何看待美國的“反ESG運動”？

陳鋒：我認為“反ESG運動”這個詞非常不準確，“反”這個詞把美國社會對ESG的爭議擴大化了，且暗示了“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在美國，質疑ESG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美國社會對ESG存在爭議并把這種爭議在公開場合表達出來，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至于企業內部叫ESG還是可持續發展、社會責任，是企業自己選擇的事情。

郭毅：對，在美國有支持的（人）就有反對的（人），美國有多元化的基礎，多元的文化和不同的政治立場，導致對ESG的態度存在差異。

陳鋒：在美國對社會議題進行公開討論是正常的社會現象，美國社會對ESG存在爭議，不能簡單地把這種現象概括為“反ESG”，更不宜將之概括為一場“運動”，這種話語體系是不準確的。

郭毅：此外，美國對ESG是什么態度，我們不能籠統的給出判斷或定義。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一定要注意，我們通常講美國的時候是把美國作為一個整體了，但美國內部是多元化的，不同的政治派別、不同的州對社會性議題的觀點不同，目前我們不能在“反ESG”這個行為前面籠統的加上“美國”這個主語。

南方周末：也就是說，更準確的表達應該是美國社會對ESG存在爭議，那么，美國社會為什么會對ESG存在爭議？

郭毅：美國社會對ESG存在爭議，主要是跟美國的社會治理機制以及政治立場有關。整體來說，民主黨對ESG比較支持，共和黨對ESG持有抵制的態度（但共和黨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在ESG具體議題上，不同政治派別的看法觀點也是差異很大。

以單親媽媽這個議題為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解決方案是不同的。目前許多單親媽媽無法平衡好照顧孩子和工作，處于貧困狀態，孩子也相應無法接受好的教育，無法擁有很好的成長環境。對此，一些民主黨成員的思路是，社會問題應該由代理機構即政府來解決，即通過稅收征收和財政轉移支付等方案，給予單親媽媽政府補貼。但一些共和黨成員就反對這種做法，認為政府征稅補貼方案會減輕家庭本應承擔的經濟成本和道德成本，結果將導致單親媽媽問題的加劇。解決方案應該回歸傳統家庭倫理，并用法律規定要求那些“不負責任的男人”來承擔相應義務，而不能將問題簡單推給政府，或由社會買單。

回到ESG，與家庭問題類似，ESG的主體是企業，那么在環境問題、平等雇傭等細分議題上，就會有不同的ESG政策主張，存在不同的ESG“聲音”。

陳鋒：非常認同郭老師的觀點，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圍繞ESG發生的很多現象都需要從背后的邏輯進行梳理。美國社會存在ESG爭議，和美國的政治體制以及社會運行的邏輯有關，甚至可以說，幾乎任何議題在美國都會存在公開討論和質疑的現象。

中美兩國ESG發展有哪些差異

南方周末：中美ESG是否存在差異？如存在，差異有哪些？

陳鋒：我認為中美ESG之間的差異還是很明顯的，至少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差異：

一是由于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不同，導致關注的ESG議題不太一樣。當前歐美國家最關注的ESG議題，除氣候變化外，是勞動力市場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DEI），包括性別平等、種族平等、反職場歧視、反職場性騷擾等議題。背景是全球化促進了移民人數增加，加劇了文化沖突，老齡化趨勢與LGBT群體身份認同增強，職場面臨更多新舊沖突，實現多元、公平與包容的迫切性也隨之提升。相比較之下，近年來中國“雙碳”等環境問題談的比較多，至于“S”和“G”的層面，公開談論的比較少。

二是ESG發展的驅動模式不一樣，美國是議題驅動模式。在美國，很難說有個專門的部門或牽頭部門來推動ESG，也很少探討ESG體系等相對宏觀的話題，在市場中也很少有專門做ESG提升咨詢的公司。但具體到每個ESG議題，比如商業與人權、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公司治理等，關注的機構就比較多，而且形成了系統的方法學。

三是ESG治理模式不同，美國是明顯的實用主義導向?；谂欣▊鹘y，美國的ESG治理模式是立足問題，一個一個地解決問題。比如公司治理出現問題了，就針對性的出臺政策進行“打補丁”，通過解決一個個具體的ESG議題來推動社會進步。整體上看，美國社會不回避ESG領域存在的痛點，專注于解決現實問題。

南方周末：中美ESG存在差異的底層原因是什么？

郭毅：我個人認為中美ESG存在差異的一個根本問題是市場經濟發展模式不同。面臨共同的現代經濟，政府行為與市場行為進行配合，這是共識。如果說政府行為是一只看得見的手，市場行為則是那只看不見的手，兩只手如何配合？中美之間在ESG領域中的差異，就是如何協同好兩只手更好解決社會問題，區別只是在于是“左撇子”還是“右撇子”的問題。

ESG所涉及的問題，如人權、氣候、多元化等等，這些問題傳統上都是公共性問題，而不是商業社會主要關注的問題，傳統的解決方案就是政府來解決。但ESG的本質要求超越了這個邏輯，ESG要調動商業社會的力量參與社會性議題的解決，把商業力量作為公共議題的一種解決方案。但如何調動商業資源和商業社會力量？政府與企業的責任邊界是什么？實施的合法性依據又在哪里？

中國是“大市場、強政府”的思路，也就是兩只手都在用。針對ESG，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進行頂層設計，國資委、財政部、證監會等中央機構，以及地方政府和行業協會，出臺ESG相關的行動指南指引、制度性文件等，引導企業開展ESG工作；而企業則是根據上述原則，結合自身的業務領域要求，實施差異化的ESG行動，并通過信息披露力求讓ESG行動績效獲得社會認可。

而美國更多的是秉持廣義的自由主義思路，注重市場的邏輯，政府這只手的活動相對受到限制，而市場這只手相對較強較活躍，是個“右撇子”。比如ESG評級，如果某個政府部門參與具體的ESG評級，其合法性是會受到質疑的，并且有向商業社會轉移公共治理成本的嫌疑。評級由社會性組織進行，強調評級過程透明公開，程序合法合規，評級結果在接受市場檢驗中獲得社會認可，評級組織自身更是要通過在市場中的摸爬滾打不斷積累公信力。

陳鋒：ESG很大程度上是在商業和社會問題上的一種均衡，也就是說，企業賺錢不能以環境和社會的成本為代價，通過負外部性來獲取利潤是不被允許的；同時，解決環境和社會問題，也不能破壞商業的邏輯。這種情況下，政府應立足于規制和監管，確保企業從商業角度看得見動力。在美國甚至整個西方，從企業角度看，ESG很多時候是一種成本，企業執行ESG標準是需要承擔成本的。既然是成本，就需要有激勵或懲罰機制，防止“偷奸?；?，避免“劣幣驅逐良幣”。在推動ESG發展方面，美國政府一直在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環境，政府規制監管的重點是落實到每個議題上，獎懲分明，讓企業有動力去做，這還是一種實用主義思路。

中國特色ESG如何與國際接軌

南方周末：既然不同國家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會導致ESG存在差異，是否存在中國特色的ESG？

陳鋒：近期關于中國特色的ESG提法比較多，這也是“中國特色”的一種現象，其邏輯是可以理解的。但需要特別警惕其中的道德風險，特別是拿此作為“噱頭”的現象。我們在談中國特色ESG的時候，一定要搞清楚特色是什么、在哪里，為什么會出現這些特色，究竟是中國特色還是中國特點，或是中國痛點。

郭毅：中國特色的ESG應當包括三個層面，第一是目標層面，第二是議題層面，第三是議題的實施實踐層面。我認為應該提倡“共識性目標、差異化議題、特色式實踐”。

在目標層面，我們可以看到，雖然ESG所追求的目標包括很多方面，但核心目標都可以在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中找到對應映射，也就是說，在ESG總體目標上，中國和西方國家沒有本質的區別，這也是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能夠在全球范圍內獲得廣泛共識的原因。

在議題層面，共識性目標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領域的表現形式是存在很大差異的，比如傳統文化保護目標，在中國和在東南亞國家表現形式和要求是不一樣的；比如應對氣候變化，雖然中國和歐盟都在講應對氣候變化，但中國是一個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制造業大國，在應對氣候變化議題上面臨的挑戰肯定與歐盟國家不一樣，減碳的環節、減碳的手段等也存在很大不同，具體議題上必然要有所區別，這也是我們強調“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因。

在實施實踐層面，既然議題的表現形式不同，那么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路徑也應該是不一樣的。我們應該鼓勵不同的企業，根據自身國情特點、不同發展階段和文化背景，結合自身的行業特點和體制機制特征，開展“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ESG特色實踐。

南方周末：ESG議題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是否需要本土化？

郭毅：需要。如前所述，從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來看，通行的ESG目標是國際化的，但落地議題和實施方案一定是本土化的。

以鄉村振興為例。鄉村振興本身是中國的一個特色實踐。但鄉村振興的本質是什么？是人的法律權利和經濟地位上的一種平等追求，那對應到ESG議題上，就是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第一個目標（消除貧困）和第二個目標（零饑餓），以及教育公平、生態涵養等目標。但這些目標在中國當前的實踐中，則是體現為在總體規劃、招商引資、修路建橋等方面的“有為政府投入”，和企業在價格機制引導下，結合自身的業務領域在特色產業發展、規范勞務用工、生態環保項目等方面的“有效市場行為”。

陳鋒：也就是中國特色的ESG一定要聚焦本土化，要解決中國在ESG領域切實存在的問題。以剛才郭教授提到的鄉村振興為例，我完全贊同鄉村振興本質是人的法律權利和經濟地位上的一種平等追求這個觀點。企業之所以要關注、參與鄉村振興，因為現階段農村還存在因經濟發展不充分帶來的社會問題，如兒童教育、養老、醫療、婦女權益保護等。

總體而言，我覺得以解決痛點和問題為出發點的ESG議題本土化才是各方應有的態度。

南方周末：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特色的ESG實踐如何與國際ESG議題或話語體系進行對接？

陳鋒：在當今的世界，我們更需要在不同中找到相同，而非刻意強調我們的不同。趨向“求同”，不標榜“存異”，更容易幫助企業減少國際地緣政治對其影響。在ESG領域，本著這個前提，企業“走出去”過程中才有可能進行更多的交流，從而增進互信和合作。

郭毅：我們現在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把中國特色的議題和中國特色的實踐混淆了。特色議題是國際共識性目標結合中國情境而設置制定的具體的、靶向性的目標，在宗旨和話語體系上是與國際接軌的，是為了更好地促使企業資源與管理能力“有效”參與本土性、行業性的問題解決?！坝行А钡那疤崾恰昂线m”，落到具體執行層面，恰恰是應該鼓勵企業根據自身的行業特點、業務領域、技術專長等，開展特色ESG實踐。如果僅是為特色而“特色”，背離ESG宗旨原則，放棄共識性目標和話語體系，甚至刻意強化對立對抗，那就是本末倒置。

陳鋒：中國企業在與國際交流和對話時，應把這個邏輯講清楚，而不是一上來就講這是我們的特色議題。在共同的ESG目標下，再講中國方案、中國路徑、中國實踐，是比較符合實際的敘事方式，更容易獲得理解和尊重。

如何推動中國ESG生態建設

南方周末：在ESG領域，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如何更好的配合？如何建設良好的ESG生態？

郭毅：首先，社會性的公共議題是需要政府進行宏觀引導的，圍繞ESG進行頂層設計十分必要。因為每個人都是同時具有私人屬性和公共屬性，每個人在家里私人空間都有自己充分的生活自由，但一旦參與了公共生活，比如開車上路，就需要讓渡自己一定的權利，把這個權利交付給交警等公共機構進行統一指揮，否則公共秩序無法維持，每個人的權利也無從保障。ESG具有多議題、多主體、多層級、多學科等特點，因此，頂層設計和規則制定不可或缺。

其次，政府和企業都應該樹立邊界意識，準確認知自身行動的邊界范圍，不要越界。政府不要越界很好理解，政府在做好頂層設計之后，該管的地方要管好，不該管的地方要放權給市場，要給予企業充分的信任，給予放權和賦能。但現實中還存在一些政府職能部門借助社會責任的名義間接向企業轉移公共管理成本的現象。比如在實施家電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中，就有觀點認為應該讓家電企業自主承擔以舊換新補貼成本，但“以舊換新促消費”的宏觀經濟刺激目標，該不該由微觀企業主體買單，這本身是個問題。更何況，家電領域是充分競爭的，很多本就處于生存邊緣的中小家電企業可能因此將面臨更加困難的經營環境，由此產生的后果可能與最初的政策預期目標背道而馳。

再次，應該著力構建和完善ESG生態。ESG是一個多主體的綜合性生態體系，既包括企業組織、政府相關職能機構、行業協會，也包括ESG評級機構、投資機構、專業咨詢機構、媒體、社會組織等。良好的ESG生態是社會綜合價值形成和評判的基礎與前提。任何主體如果未能與整體生態相適應，僅是基于自身目標進行單向度、局部性的ESG推進，都可能因無法得到其它利益相關方的協同而失敗。針對優秀的ESG企業或好的ESG產品，良好的ESG生態應在規范有效的ESG信息披露、公平合理的ESG評級，以及消費者負責任消費、金融機構綠色普惠投資、核心企業供應鏈責任采購、政府市場準入和財稅優惠等環節給予優秀ESG實踐企業積極、及時的正回饋，這樣才能激勵企業根據自己的主營業務范圍，結合自身優勢和資源，在某個議題上做出企業層面的解決方案，充分發揮其能動性，實現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

陳鋒：借鑒美國的ESG治理經驗，除頂層設計之外，在具體的ESG議題上，還需要加強規范和監管，并提供實實在在的激勵。在監管規制方面，政府的角色是秩序的營造者，給大家創造一個公平的環境，做到強力監管。比如企業在環保、安全、勞工等議題上違規了，就要進行嚴厲的處罰，做到外部效應內部化，防止“惡人”得利，否則，實際上是鼓勵大家違規，因為違規可以降低本企業的成本，獲得好處。在激勵方面，要給予ESG表現好的企業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實實在在的好處，比如企業節能減排做得好，那么通過轉型金融、綠色信貸可以從金融機構拿到一個更低的利率。還是強調一句話，要讓商業行為看得見動力。這樣，在每個具體的議題上持續不斷地去改善，整個經濟社會就一定會向好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