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亞生 尋找真正的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如果存在的話，那就是溫州模式

1981年，國門初開。

著名記者、報告文學家黃鋼把兒子黃亞生送去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哈佛大學。在這位堅定的共產黨人看來，只有讓叛逆的兒子見識到資本主義的腐朽和墮落，他才能重新相信共產主義。

黃鋼是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的劇本作者。電影里的主人公身處繁華的上海，卻始終堅持自己的信仰，并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

也許，黃鋼對兒子的期待就是這樣。

這個家族有紅色的基因，黃鋼的父親黃負生是中國共產黨最早一批的黨員。當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時，黃負生在武漢辦《武漢星期評論》。毛澤東去武漢時，就住在黃負生的家里。

1938年，組織找到從南京輾轉到重慶的黃鋼，告訴他：作為黨的先驅黃負生的兒子，你必須要走正路。

于是，黃鋼從“陪都”重慶去了“圣地”延安，當時經張道藩（徐悲鴻的情敵、國民黨中宣部部長）的介紹，他已經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國民黨的中央電影攝影場工作，擔任新聞組副組長。

70年后，這個紅色家庭第三代的黃亞生教授出版了新作《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經濟學人》2008年度書籍）。他的哥哥黃晶生先后擔任過軟銀和貝恩資本中國總經理（在父親的眼中，這也許是買辦的角色）。

黃亞生教授并不諱言80年代時和父親的爭執，他認為父親沒有了解那個年代的真實情況，是位典型的理想主義者, 而不是一位實證主義者。

1988年，《新聞周刊》同時采訪了這兩父子：一個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一個是哈佛的博士。“代溝”是美國人給這父子區別的定義，他們看到了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的變化。

有一點黑色幽默的是，父子對中國90年代的經濟政策都有批評：“左派”的父親甚至在蘇聯解體當天心臟病發作，兒子則認為只開放不改革的路徑是不正確的。

2001年，還在哈佛商學院的黃亞生做案例分析（他是這個學院第一個大陸出身的教授），研究一個印度制藥企業時，發現中印兩國經濟增長背后的體制值得回味。

兩年后，他和哈佛商學院同事、印度裔教授Tarun Khanna在《外交政策》上發表了《印度能趕超中國嗎？》，把自己引入國內的視野。

從此，龍象之爭成為國際熱點，中國模式和印度模式到底哪個更有優勢，人們評價不一。但在黃亞生看來，所謂印度模式對于中國并不陌生，全面的體制性改革正是今天印度所走的路，而80年代時中國的改革之路也正是如此。對外資的過分追求成了90年代以后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征，而這將成為制約中國今后發展的障礙。

反復對比中印企業，他發現印度的本土企業家可能給這個國家帶來長久的優勢，而中國卻被低效的銀行和資金市場所掣肘。所以，他批評對FDI（外國直接投資）過分依賴，但他從不反對吸引外資，只是希望內外資能夠享受同樣的待遇，尤其是民營企業。

在“中國模式”的呼聲中，黃亞生坦言：“中國今后20年能否建立一個成功的經濟體制，不在于外國企業是否愿意到中國投資，而是中國的本土企業能不能自己站起來”

浙江和上海，浙江和江蘇，這樣的對比在他的文章中反復出現，他在《外交政策》、《經濟學人》、《商業周刊》、《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McKinsey Quarterly上頻頻發言。在黃亞生看來，外資在中國能夠如此重要，一方面是國有企業表現欠佳，另一方面是民營企業面臨制度性的發展障礙，市場空間必然由外資填補。這種“吸引”外資的方式能拉動GDP,但不能有效造財。

這樣的結論并不只是源自對數據的分析，黃亞生喜歡“在路上”的感覺，但現實往往會給他帶來極強的挫折感：在中國考察時，和地方政府的交流讓他感覺這個體制的方向性錯誤。在中印反復行走, 他很焦慮，因為他的方法需要政治體制的配套改革。

他對體制問題有一種無奈感,所以他現在將自己的精力和時間轉向幫助民營企業。他利用MIT斯隆商學院的資源，募款搞了“中國實驗室”和“印度實驗室”，一方面把學生帶到市場的一線去觀察去比較，另一方面讓他的具有豐富跨國工作經驗的MBA學生去給中小企業做免費管理咨詢。

當“保八”成為2008年一個響亮而帶有一絲悲壯味道的口號時，他對中國政府的大規?；A建設和GDP崇拜進行了批評：

為如此大規?；A設施建設辯護的一個理由是，它可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多年來，西方經濟學家和商業評論家批評印度沒有在這方面跟隨中國。但這些批評都是因果倒置的。如同基礎設施一樣，FDI也是跟隨GDP增長，而非帶動GDP增長。

中國進行了許多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如發電站及交通運輸網等，但自1990年代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