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亞生 尋找真正的中國模式
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 由政府出面組織建摩天大樓，肯定有人負擔這個成本， 而這個人肯定是窮人。
“中國模式”如果存在的話，那就是溫州模式
1981年，國門初開。
著名記者、報告文學家黃鋼把兒子黃亞生送去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哈佛大學。在這位堅定的共產黨人看來，只有讓叛逆的兒子見識到資本主義的腐朽和墮落，他才能重新相信共產主義。
黃鋼是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的劇本作者。電影里的主人公身處繁華的上海，卻始終堅持自己的信仰，并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
也許，黃鋼對兒子的期待就是這樣。
這個家族有紅色的基因，黃鋼的父親黃負生是中國共產黨最早一批的黨員。當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時，黃負生在武漢辦《武漢星期評論》。毛澤東去武漢時，就住在黃負生的家里。
1938年，組織找到從南京輾轉到重慶的黃鋼，告訴他：作為黨的先驅黃負生的兒子，你必須要走正路。
于是，黃鋼從“陪都”重慶去了“圣地”延安，當時經張道藩（徐悲鴻的情敵、國民黨中宣部部長）的介紹，他已經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國民黨的中央電影攝影場工作，擔任新聞組副組長。
70年后，這個紅色家庭第三代的黃亞生教授出版了新作《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經濟學人》2008年度書籍）。他的哥哥黃晶生先后擔任過軟銀和貝恩資本中國總經理（在父親的眼中，這也許是買辦的角色）。
黃亞生教授并不諱言80年代時和父親的爭執，他認為父親沒有了解那個年代的真實情況，是位典型的理想主義者, 而不是一位實證主義者。
1988年，《新聞周刊》同時采訪了這兩父子：一個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一個是哈佛的博士。“代溝”是美國人給這父子區別的定義，他們看到了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的變化。
有一點黑色幽默的是，父子對中國90年代的經濟政策都有批評：“左派”的父親甚至在蘇聯解體當天心臟病發作，兒子則認為只開放不改革的路徑是不正確的。
2001年，還在哈佛商學院的黃亞生做案例分析（他是這個學院第一個大陸出身的教授），研究一個印度制藥企業時，發現中印兩國經濟增長背后的體制值得回味。
兩年后，他和哈佛商學院同事、印度裔教授Tarun Khanna在《外交政策》上發表了《印度能趕超中國嗎？》，把自己引入國內的視野。
從此，龍象之爭成為國際熱點，中國模式和印度模式到底哪個更有優勢，人們評價不一。但在黃亞生看來，所謂印度模式對于中國并不陌生，全面的體制性改革正是今天印度所走的路，而80年代時中國的改革之路也正是如此。對外資的過分追求成了90年代以后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征，而這將成為制約中國今后發展的障礙。
反復對比中印企業，他發現印度的本土企業家可能給這個國家帶來長久的優勢，而中國卻被低效的銀行和資金市場所掣肘。所以，他批評對FDI（外國直接投資）過分依賴，但他從不反對吸引外資，只是希望內外資能夠享受同樣的待遇，尤其是民營企業。
在“中國模式”的呼聲中，黃亞生坦言：“中國今后20年能否建立一個成功的經濟體制，不在于外國企業是否愿意到中國投資，而是中國的本土企業能不能自己站起來”
浙江和上海，浙江和江蘇，這樣的對比在他的文章中反復出現，他在《外交政策》、《經濟學人》、《商業周刊》、《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McKinsey Quarterly上頻頻發言。在黃亞生看來，外資在中國能夠如此重要，一方面是國有企業表現欠佳，另一方面是民營企業面臨制度性的發展障礙，市場空間必然由外資填補。這種“吸引”外資的方式能拉動GDP,但不能有效造財。
這樣的結論并不只是源自對數據的分析，黃亞生喜歡“在路上”的感覺，但現實往往會給他帶來極強的挫折感：在中國考察時，和地方政府的交流讓他感覺這個體制的方向性錯誤。在中印反復行走, 他很焦慮，因為他的方法需要政治體制的配套改革。
他對體制問題有一種無奈感,所以他現在將自己的精力和時間轉向幫助民營企業。他利用MIT斯隆商學院的資源，募款搞了“中國實驗室”和“印度實驗室”，一方面把學生帶到市場的一線去觀察去比較，另一方面讓他的具有豐富跨國工作經驗的MBA學生去給中小企業做免費管理咨詢。
當“保八”成為2008年一個響亮而帶有一絲悲壯味道的口號時，他對中國政府的大規?；A建設和GDP崇拜進行了批評：
為如此大規?；A設施建設辯護的一個理由是，它可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多年來，西方經濟學家和商業評論家批評印度沒有在這方面跟隨中國。但這些批評都是因果倒置的。如同基礎設施一樣，FDI也是跟隨GDP增長，而非帶動GDP增長。
中國進行了許多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如發電站及交通運輸網等，但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由于不受公共輿論、媒體監督及土地私有權的約束，中國浪費了大量的資源用于建設毫無經濟利益的摩天大樓。其中很多是政府建筑，并且造價相當昂貴，有的要花費1億美元。這些工程的財務成本遠不及其機會成本，它們本應該投資于教育及醫療。這個國家10年間僅在上海就增加了近3000座摩天大樓，同時增加了3000萬文盲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這確實不可思議。
他是MIT斯隆商學院的終身教授，但不論本科還是博士都是在哈佛學的公共管理和政治經濟學，所以反復對比中印之后他的結論是：“由政治改革帶來的經濟紅利并不能一夜得見，這種在時間上的滯后總會使事實變得模糊。但是通過不同方向的考察，我們看到政治自由化給中國和印度經濟帶來的是激勵而非阻礙。”
哈佛的校訓Veritas(拉丁文“真理”)是他追求的最高境界，他和父親辯論，和GDP、FDI崇拜者辯論，都是來源于此。
在北京時，他和査建英聊到80年代的理想：那個火紅的歲月里，政府官員的強制退休制、加強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法制改革、媒體開始變得自由、鄉村自治實驗以及放寬對社會團體的管制等，都是在80年代制定的。
在達沃斯經濟論壇上，印度人做了“India everywhere(印度無處不在)”的國家宣傳，這里面就有他的功勞。
他把自己變成了一個進諫者。在他的眼中，中國需要一個可參照的對手。他的方式并不悅耳，但他仍然熱愛這個古老的國度。
從這個角度說，黃亞生依舊延續了家族的傳統。
黃亞生是美國麻省理工大學(MIT)斯隆商學院的終身教授 圖/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
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已經淹沒了北京的舊城區 圖/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
高科技城嶄新的公寓大樓與全日制工人的風雨棚相鄰在印度處處可見
中國的家庭儲蓄率一點都不高
人物周刊 ：你剛從印度回來，據你的觀察，在這一輪經濟危機里面，中國和印度的企業遭遇有什么不同？
黃亞生：從宏觀上看，印度的出口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大概是中國的一半，從這個角度來說，影響是不大的。
它的影響主要是在兩個方面，一個是股票市場，主要是融資受到影響。印度的股票市場比中國的更開放，跟美國更接軌。美國一些大的投資公司在國內的經營碰到問題，需要還債，而在印度的市場卻運行得很好，因此，變賣了印度的資產拿回美國。
第二個問題是全世界都有的問題，就是房地產過熱。房地產過熱就會造成一系列的影響，但是你看它的制造業啊，服務業啊，影響并不是很大。你再聚焦我們中國，中國的影響其實是很大的。
人物周刊 ：中國現在的一個熱點就是如何擴大內需，很多地方都在發消費券，這個行為引起了很大爭議，你怎么看？
黃亞生：發消費券，你要把它背后的思路理出來——消費不足是因為儲蓄率太高。
這里就要問一個問題，是不是中國現在的消費不足是因為中國的儲蓄率太高？
中國的儲蓄率整體來說是很高的，在全世界來講僅次于新加坡，但家庭的儲蓄率一點都不高。
儲蓄是三方面組成的，家庭、政府和企業。中國的家庭儲蓄不高，比印度要低，而印度雖然家庭儲蓄率比中國高，但發展反而主要靠國內的消費。
人物周刊 ：我們平時說中國人的儲蓄率高，是受東亞文化的影響，看來這是錯誤的觀點。
黃亞生：很多人不去看是誰在儲蓄，只看總數。在其他國家，大部分都是家庭儲蓄，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也有，但是很小。
這個就是中國特色了——中國大部分是政府儲蓄。從2005年以后，稅收一直是蓋過GDP的。中國的國有企業又是不分紅，因此企業儲蓄也是很高的。
因此，我覺得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從短期來看應該發錢，而不是發各種券。第二，我們應該認真的研究一下，為什么中國的消費低，而印度，雖然家庭儲蓄率比中國高，但是卻還有那么多的消費。其實說到底，還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破壞資源、低成本的基礎上。
印度的民眾雖然儲蓄率高，但是工資增長部分是有保證的，因此民眾就敢消費，有信心。如果在一個國家最私有的部分，也就是家庭消費部分比例很高的話，即使儲蓄率很高，它也能推動經濟的增長。因為它的整個盤子比較大，雖然他每個個人可能消費少一點，但是盤子比較大。
這就是中國的問題，中國的這個盤子主要被政府和企業——不是民營企業，而是壟斷型國企和外企——壟斷，它們占很大的盤子。他們的儲蓄率又很高，那么肯定會影響消費的。
人物周刊 ：你說目前最好的方法應該是發錢，怎么理解？是漲工資嗎？
黃亞生：某種程度上來講，這兩年很多目標我是認同的，但是手段我確實不敢認同。我現在講發錢，從短期上來說，是種應急措施。
更深遠的含義是退稅，把稅率降低，中國又不是福利國家，還這么高的個人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也很高，企業主自己不會去消化這個成本，那么就會轉嫁到工人身上，最終還都是掙工資的人來付這個稅。
政府花錢就應該是那么幾塊，國防、公共衛生和教育、環保都可以交給市場。
GDP的增長并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事情。即使政府發錢，大家去把這些錢儲蓄起來，也沒有關系啊。
因為政府追求的就是社會穩定，符合人道的政治穩定。我從來沒有聽說一個高儲蓄的國家有人出來造反，只有低收入的人才會這么去做。
現在給消費券的意思就是說，大家都去消費，不要儲蓄。我為什么要說取消城管？因為我覺得制約中國服務業的就是這些城管，對小商小販的打擊。
政治不應該追求美學
人物周刊 ：很多人會說需要城管，因為這符合一種政治美學，他們擔心沒有了城管，我們會變成《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中的印度。
黃亞生：行啊。他不想看到，那我要問問他為什么不想看到。如果是美學的話，那我同意印度是個丑得不得了的國家。但印度是個高度穩定的國家。
人物周刊 ：但是從我們所接觸到的中文資訊來看的話，印度的問題其實是很多的，宗教、反恐、種姓什么的，感覺很不太平。
黃亞生：你就這么去想吧，你看它有多少問題，它每年發生的暴亂事件有多少？我們是一個大一統的漢族占絕對多數的國家，但是我們每年發生多少群體事件？我們都知道中國人勤奮、老實。在這種情況下，官方自己公布的群體事件都在上升。
如果說一個政府是追求美學的政府，那一定是成問題的政府。我在《金融時報》寫過崔英杰（2006年8月11日，由于維持生計的三輪車被海淀城管隊員沒收,23歲的河北小販崔英杰刺死海淀城管分隊副隊長李志強）。一個政府，你應該做的是使崔英杰這樣的人能夠賣一根香腸，能夠過日子，而不是追求什么美學。
所以，印度這個政府，它想去追求美學，它也追求不了。70年代時它是追求過美學的，最后一塌糊涂。
人物周刊 ：你的話讓我想起清華的秦暉教授說應該允許城市里面有貧民窟的存在，但他遭到萬炮齊轟。
黃亞生：貧民窟的存在是說明一個國家的落后，但是中國是一個落后國家啊，是吧？所以我們應該承認一個簡單的事實。
落后國家肯定是有貧民區的，看你怎么去對待這個問題。另外，解決貧民區的主要問題不在于城市規劃、城市美化。
為什么印度會有這么多的貧民窟？就是因為那些沒有地的農民。但我們對印度的土地私有制有一個誤區，包括國內一些很有名的農業專家，跑到印度考察后回來就說不應該搞土地私有制，印度就是一個反面教材。因為他們看到印度有很多失地的農民。
他們管那些農民叫失地農民，但這里面有很多人是從來就沒有獲得過土地，就是因為印度的土地改革不徹底。當初印度搞土地改革的時候，是把土地給了一些很有錢的農民，就是你積累了一定的資金以后，你才能夠有獲得土地的權利。因此從那個時候起，就積累了一大批窮人，他們從來就沒有獲得過土地。
比較韓國和臺灣，韓國50年代的土地改革，相對來講，做得非常徹底。韓國和臺灣的土地是可以繼承的，而印度，從來沒獲得過土地就談不上繼承。所以，說印度土地私有化，農民很容易地就把土地賣出去，這種說法是非常不正確的。
問題是土地改革得不徹底，而不是土地改革本身有什么問題。
大樓與文盲
人物周刊 ：我看到你最近寫文章說，我們80年代走的路是一種更好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者說，印度走的就是我們80年代走的那條路？
黃亞生：我覺得印度90年代走的跟我們80年代走的那條路很相似。他們90年代的發展甚至到現在也沒有FDI，所以中國學者到印度去看，回來就說這個國家沒有希望，沒有FDI，沒有高速公路，沒有這個，沒有那個。
我就問他們，那為什么人家現在國民生產總值能上升8%？9%??？
人物周刊 ：現在中國政府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了，要走國內市場的路線，但方法是4萬億，還是搞基礎建設，為將來發展打基礎, 你怎么看？
黃亞生：就這么說吧，我生了一個小孩，天天餓他，我為什么餓他呢？我把奶和糧食省下來，說是為了他的下一代，任何有常識的人聽到這個都會覺得這是一個瘋狂的想法。
那你現在建設這么多東西，是有人付出成本的，這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錢，也不是世界銀行給你的。就算建公路建港口是有道理的，我們又怎么解釋央視建大褲衩，燒了一個再建一個。我們又怎么解釋北京和上海要建這么多的高樓大廈？
人物周刊 ：你的文章說城市新修了3000座摩天大樓，結果中國多了3000萬文盲，這有聯系么？
黃亞生：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 由政府出面組織建摩天大樓，肯定有人負擔這個成本， 而這個人肯定是窮人。我們很清楚在90年代中國的教育和衛生的公共支出是很少的。
你想“大褲衩”的資金是從哪兒來的。它就是靠壟斷地位得來的廣告，收費那么高。如果我是一個企業，到中央電視臺去做廣告，我要付很多錢，那么工資就要降低。所以餓了你這一代，去保你的下一代，這是很沒道理的。為什么呢？因為你把現在中國的工人、農民的收入降得很低，那么經濟就不發展了，因為他們沒有形成購買力。
過去我們可以靠美國的購買力，但是現在美國也靠不上了。
像高樓大廈這些，都是應該成為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原因的。
人物周刊 ：那你怎么看這次4萬億投資？
黃亞生：我從局外者的角度來看的，這次的4萬億從口號上來說，是要建立公共醫療衛生體系和教育啊之類的，這是種進步。
我最擔心的是，在中國現在的情況下，做的大多數事情還是在增加供給，沒有增加需求的可能性。如果這次4萬億不是真正去解決中國收入低、收入增長慢這個問題，還是僅僅停留在建鐵路啊，建鋼廠啊什么的，那沒什么意義。我們可以想象，肯定是用來修路啊，建機場啊什么的。中國這20年的發展形成了一個相當自我完備的投資體系。而用在消費上的，比如退休金、貧困補貼這樣的發放是非常有限的。
人物周刊 ：這次兩會趕上經濟危機，很多人都說4萬億要學習美國羅斯?？偨y的“新政”，要以工代賑，因為失業在中國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黃亞生：羅斯福當時確實是靠政府來解決就業的，甚至政府雇藝術家畫畫啊，種樹啊什么的，但他不是修路。
還有一點是，所謂的新政是指政策的改革，甚至是政治的改革。比如社會保障體系，形成了一個完善的體系。
為什么說羅斯福救了資本主義，因為他從根本上把一個不穩定的體系變成了一個改良性質的比較穩定的資本主義。要談“新政”，一定要從兩個角度來看，一個方面是刺激經濟的發展，另一個方面是體制的變革。
新加坡模式是不可復制的
人物周刊 ：你始終把政改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你覺得中國政府應該在什么地方作出改進？
黃亞生：我也不是盲目地崇拜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有一些治國的原則，應該在所有國家都是通行的。
即便如新加坡，它也不崇尚西方的民主，有時還幫中國講話，但它有法治，沒有腐敗。如果你靠它的辦法可以做到法治和沒有腐敗，那也可以啊。
我不在乎你采取這種辦法，還是采取那種辦法。
人物周刊 ：你也該知道，新加坡模式受到中國很多政府官員的推崇，你覺得能用在中國么？
黃亞生：我非常希望有一個機會向官員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能不能找出世界上第二個新加坡?”回答多半是沒有的。這說明新加坡模式是不可復制的?！?/p>
新加坡本身非常成功，這沒有疑問，但新加坡模式肯定是非常有局限的，是不具有可復制性的。在中國就是很奇怪，沒有人去問這個問題。
世界上靠民主成功的國家很多，也有失敗，但成功的絕對不止一家，那至少表明，這種制度是可以復制的。這是沒有任何疑問的。當然我們可以先辯論一下，他們是先政治成功的，還是先經濟成功的。
某種程度上我理解為什么中國官員喜歡去新加坡。第一可能是因為它也是一黨執政，另一方面，新加坡是一個華人社會。但新加坡除了是華人世界外，所有的制度都是歐美的，它在六七十年代甚至都不提倡華文教育。我覺得悲哀，中國搞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最后還停留在這個層面上爭論。
我們不能照辦新加坡模式，這個邏輯要弄清楚。新加坡小，中國大，但這不是最根本的，小的國家也有可以借鑒的地方。
最主要的是：第一，新加坡沒有農民。新加坡可以通過政府推動搞科技園，它不要低產業的、勞動密集的產業，因為它沒有農民啊。這并不是說它的經濟不需要這些行業，需要的時候就從馬來西亞進口勞工，經濟衰退的時候他們會離開。這是新加坡的自動調節器。
中國能這樣嗎？在經濟不好的時候能把那些低技能的農民工送到國外去嗎？因此，中國應該想個辦法給這些人提供工作，但是怎么提供呢？只有中小、民營企業，而中小企業往往是科技含量比較低的。
另外一點，如果不把新加坡看成一個國家而看成一個公司更合適，淡馬錫就是它的投資部嘛。
公司內部不需要民主，但外部面臨激烈競爭的環境。新加坡面臨人才競爭，如果壓迫知識分子的話，那它的人才就會流失。它又面臨產品競爭，我常跟別人開玩笑，說新加坡的飛機一起飛就是國際航班了，從一開始就必須要跟馬來西亞的航空公司競爭，必須要跟美國航空公司競爭。
因此，我覺得我們的大公司要向新加坡學習的話是可以的，但作為這么大一個國家，是沒有太多借鑒意義的。
“中國模式”如果存在的話，那就是溫州模式
人物周刊 ：前幾年，中國經濟欣欣向榮，中國崛起的呼聲也喊起來了，中外都開始研究“中國模式”，你覺得存在么？
黃亞生：“中國模式”如果存在的話，那就是溫州模式，就是民營經濟，金融開放，產權有一定的保護。
對于我來講，細究哪種模式屬于哪個國家，一點意義都沒有。最重要的是，老百姓在那種模式里，能不能獲利。
70年代，珠三角和溫州都很窮，而今天，它們成功了，最主要是他們實行了民營經濟的做法，當然沒有形成制度。
在中國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悲的問題，這么重要的一個東西，你為什么非要去問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對老百姓來講，他窮，他哪去關心你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對他來講，你只要給他一些做生意的空間，給他一些起始資金，讓他的勞動成果能夠轉化為收入，他為什么要去關心這些東西最先是中國做出來的還是西方做出來的？
人物周刊 ：我看你的文章，你是把這30年分成兩個階段的，一個是80年代的全面改革，以89年作為一個節點。90年代時外資嘩嘩地就進來了，GDP是年年高增長。只開放，不改革，我們經濟也增長?，F在似乎這條路不好使了，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又到了另一個拐點上呢？
黃亞生：我一直是覺得只開放、不改革這個方法是行不通的。只不過這個問題過去被隱藏過去了，因為以前我們靠美國的市場啊，但是現在已經不可能了。只開放，不改革，這就是為什么中國這次受到經濟危機打擊這么嚴重的一個原因。
我們這么來看，80年代農民的收入增加了不少。其中收入增加最快的部分，不是賣糧食的部分，而是他做小生意的部分。當時很多先富起來的都是那些擺攤兒的。
那一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到了88年的時候就到了14%左右。這個比例在90年代的時候就一直在下降，直到2002年、2003年的時候，這個比例才恢復到了88年的水平。
如果中國按照80年代的路子的話，內需要比現在大很多，而且很多增長是不需要跟外國人去分享的。比如內資商貿根本就不需要外資。
另外，從政治上講，我覺得也是一種更穩定的模式，因為它創造了很多小業主嘛。而90年代的模式，農村的資金缺乏，辦工廠也好，投資小生意也好，都很艱難，然后又有很多苛捐雜稅。
我對90年代中國經濟最宏觀的理解就是，一方面，廣州東莞這樣的沿海城市有大量外資進來，發展很快，另一方面，內陸省份受到各種各樣的打擊。
現在外資已經不能依賴了，我們要回流，但是內地的商業環境和金融環境雖然有所改善，但也不是很快。這就是此時此刻面臨的最大問題。
不做意識形態的擁護者
人物周刊 ：你的父親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你覺得自己是不是背叛了父輩的理想？
黃亞生：我父親對共產主義是非常相信的，相信到我認為民主和經濟自由化好，他認為是因為我沒有看到事實。所以他對我出國是沒有任何異議的，他認為我是被誤導了，只要我看到事實，我就會改變我的觀點。
他是相信言論自由的，但是他的理由是使你更加相信共產主義。他讓我自由地思考這些問題，去看世界，然后最終去相信共產主義。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并沒有背叛他，因為我是進行獨立思考的， 而且我父親從來是鼓勵我去獨立思考。但我思考的結果和他的期望相反。因為我是相信民主、自由的。
我父親的過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蘇聯解體。當天他就心臟病發作，然后去世是9月9號，也就是毛澤東去世的日子。
他這一代人是理想主義者，但他確實不是一位實證主義者。他沒有了解六七十年代中國的真正情況，他不了解農村。他文革的時候受到沖擊，但是卻沒有下過鄉，而且他是文藝工作者，他的信息也是有限的。
理想我是可以去繼承，但是幼稚我不能去繼承，我得看是什么。
人物周刊 ：在你父親晚年的時候，你們有沒有發生過一些爭吵，因為你們的觀點相差越來越大。
黃亞生：在80年代的時候，我們是有很多爭吵的，有時甚至是很不愉快的。但是后來我變了，因為作為一個兒子的職責來講，第一，我父親這一代人信念是很重要的，我沒有必要打破他生活的一個很重要的依靠。第二，我打破他的信念，對這個社會來講一點意義也沒有。
80年代文藝界的人被打成左派的話，待遇并不是很好，他不是當權派。
人物周刊 ：他對毛的感情怎么樣？
黃亞生：他非常崇拜毛。因為他很年輕就投奔了毛，有種年輕的感情。我覺得他的理想在他去世的時候和他20多歲的時候是差不多的。這點我肯定做不到，我20歲的理想現在肯定是都沒有了。
另外，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家也受到影響的，但是畢竟我家沒有家破人亡，沒有受到特別的極端的迫害。
人物周刊 ：去哈佛的時候，你的想法和父親接近么？
黃亞生：不是。我當時可能比我現在更信仰民主自由，因為文革的原因。我現在的觀點，其實并不是從意識形態出發的。比如像美國出現這些金融問題的話，要解決，就應該政府出來把這些銀行的借款變成國有的。但我不認為美國金融體制應該長期國有化．國有化是一個應急措施，但即使是個應急措施在美國也遭到了很多右派的反對。
我認為不管是右派還是左派都應該從實證出發。我們現在不是講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就是當你看到你的觀點和事實不符，你就應該放棄你的觀點。
一個國家就應該走適合自己的道路。比如中國，走溫州模式就發展得很好。但是現在問題是，中國一些政治精英、知識精英，他們不讓中國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說他們是在防止中國盲目地效仿西方。
溫州也是中國的啊，為什么不發展溫州模式。所以我覺得我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擁護者，我是在用事實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