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家族
1949年距今是一個甲子，再往前推進一個甲子，恰恰可以涵蓋百日維新的重要時刻，并且可以銜接由奕和曾國藩等人主導的自強運動，將近代中國的夢想和今天的光榮打通，將百年前的激蕩與今天百味雜陳的現實聯接，通過一個個影響過中國的著名家族的故事，來完成我們對于百年中國的回望。
1885年，大清外交官曾紀澤在倫敦《亞洲季刊》上發表《中國先睡后醒論》一文，稱中國“似入酣睡，固非垂斃”。
同治年間，由恭親王奕和文祥在北京主持，由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在京外推動的自強運動，是中國在西方堅船利炮的棒喝和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脅下最初的覺醒。從咸豐十一年恭親王和文祥聘請外國軍官在天津訓練新軍，到光緒十四年李鴻章成立北洋海軍，中國積極致力于國防的近代化，而國防的近代化又必然要求交通、教育和經濟的進步，于是同時有了建鐵路、設新式學堂、設招商局、開采煤礦金礦等一系列的新舉措。
自強運動只是在科技層面上學習西方，該運動的五大領導者都認定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內在精神完美無缺，完全沒有想到要去借鑒他人的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遺憾的是，技術進步遠不能解決一切，甲午海戰，排名世界第八的中國海軍敗給了排名十一的日本海軍。梁啟超對于自強運動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知有兵事而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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