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守舊的國家棟梁
曾國藩并不諱言自己身上的血腥氣,他在長沙審案局時贏得了“曾剃頭”的名聲——4個月里殺了230多個所謂“數十年應殺不殺之人”。而戰爭的酷烈還在后頭。
將書包斜挎在身后,像鴨群一樣走在小路一邊的小學生,在往富厚堂去的路上遇見好幾撥。初春的雙峰縣荷葉鎮正下雨,空氣清甜,柳條抽出嫩芽,遠山籠在薄霧里,曾國藩百年后的湘鄉依然是農耕樣貌。
1875年7月初,《倫敦日報》北京通訊員報道:
大清國的教育從孩子們很小時就開始了。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稚嫩的小男孩們抱著滿滿一包書去上學,他們的書包通常只是個藍色的布袋。
這位英國記者參觀過的一所鄉村小學堂里放著一具新的柏木棺材,上面貼著紅紙,紙上寫著“喜”字,取升官發財之意。
全體孩子在同一時刻扯著他們最大的嗓門在叫喊,這樣做的目的是把正在朗誦的課文背誦下來。他們正誦讀的都是大清國的經典著作,譬如孟子的作品。想象一下,在一個鄉村學校陰暗潮濕的屋子里,孩子們正在讀柏拉圖、荷馬等人的著作,而且要憑記憶把它們背下來……
升官的路徑是獲取功名,發財倒未必,清代窮困潦倒的京官每天啃燒餅之類的事跡就躺在那些筆記、書信里。各省鄉試,競的是秀才、舉人。竹亭公曾麟書一生鄉試17次不第,最后只比兒子曾國藩早一年考中“準秀才”(補生員)。曾國藩24歲那年中了舉人,入省學岳麓書院。
貢生和進士的功名則要進京趕考才能獲取。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在《燕山楚水》中展示過一張北京貢院的照片:大約9、10個4尺見方、狗窩似的小房間連成一排,共有100多排,可容納1萬多名各省來的秀才或舉人。每間小窩三面由粗磚砌成,一面敞開,考生自帶布簾掛上??荚嚬策M行9天,每3天為“一科”,3天內一步不得出來。常有年老考生死在里面。在清朝,如果一個男人窮經皓首,堅持趕考到80歲,皇上會授予他一定的榮譽。而他們作為晉身之階的作品,在英國記者看來,“包含了數不清的引經據典,都是些以華麗詞藻堆砌而成的空泛文章”。
曾國藩書寫過父親所作的一副聯語:“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耕半讀,但以箕裘承祖澤;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且將艱巨付兒曹。”61年的生命中,曾國藩實踐了“耕讀”,卻從未在士大夫經世濟國的理想面前停下腳步,他的官運也隨著政績的卓著日漸亨通,直至位極人臣。他在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獲取的一連串功名,如今鐫刻在富厚堂一塊長4.35米,寬1.7米的“篤親錫祜”匾額上: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欽差大臣、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兩江總督、特賞黃馬褂、雙眼花翎、一等毅勇侯。從小在富厚堂附近長大、如今是講解員的廖靜告訴記者:這相當于今天的名片。
歷史學家徐中約認為,清朝接受了傳統儒家秩序,招納漢族士人進入官場與滿人共事,二元種族體制是清朝王權的特色,但通?;实坌湃螡M人勝過漢人。
從1852年在家鄉組建1萬多人的團練,到1860年5月授職兩江總督統帥湘軍,曾國藩沒有實權地征戰了8年。在他的政治生涯里,相當一部分壓力來自朝廷的疑忌,這使得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咸豐年間,朝廷兩天內下發兩道詔書,一道是任命,一道是取消任命。曾國藩曾對同鄉知交劉蓉說過:我浴血奮戰,受此猜忌,令人心寒;若被謀害,墓志銘里一定要替我鳴冤,否則死不瞑目。九帥曾國荃率吉字營攻下天京1個月后,曾國藩便開始裁軍。一年后,他能調遣的兵力只有6000人。遠在紫禁城的慈禧終于松了一口氣。1870年曾國藩60壽辰,同治帝親題“勛高柱石”4字,送到兩江總督府。
后刊曾文正公文獻
曾國藩像
曾紀澤
中國首批留美幼童
總督飛虎旗
書生帶兵
1858年10月23日的《紐約時報》刊登過一則新聞專稿,記錄了《天冿條約》得到咸豐帝批準后,法國公使葛羅及其秘書、衛隊12人初探長城、路遇清國騎兵的經歷。
這些在首都門戶安營扎寨的清國軍人們,竟不知道自己的國家一直與英國和法國處于戰爭狀態。什么廣州事件、大沽海戰、停戰協議在天津簽訂,所有這一切他們一概不知……這些韃靼騎兵沒有弓箭,但每人肩上都背著一桿火槍。他們的火藥顯得很粗糙,在他們的彈夾里除了子彈還有一些小小的鉛塊。每個人的長統靴內都插著煙斗和扇子。
湖南省作協主席、岳麓出版社首席編輯唐浩明對記者細述了清代的兵制:八旗兵實行世兵制,其退化在史料中多有記載;綠營兵(各省由漢人組建的常備軍)主要實行余丁制。所謂“余丁”,就是在軍隊中省口飯將未成年的窮孩子養起來,他們平時打雜,也出操。當守兵不夠時,從余丁中選拔,步兵不夠時,從守兵中選拔,騎兵則出自步兵,是清朝最好的兵種。在長期無戰事情況下,余丁制導致綠營兵數代“吃官糧”,戰場上“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勝者爭功,敗不相救”已是一種常態。
曾國藩很清楚,綠營和鄉勇都不是太平軍的對手。他采用了明朝戚繼光發明的兵制,組建了一支體制外的新軍,并為其注入捍衛傳統、驅逐異端的使命。他在著名的《討粵匪檄》中,指出太平軍燒毀孔廟、焚燒四書五經,是對幾千年中國禮義人倫的反動。梁啟超說過:洪秀全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完全背離中國文化,不得人心。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國強說:“在太平軍的主張之下,不僅儒學存活不了,佛學、道教也存活不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被踏為平地,教中國人怎么活?”
書生有血性,書生帶起了兵。曾國藩首先集聚同鄉師友,量才而用為營官——湘軍的幕府一度多達88人;再招募“樸實山農”,拒絕市井油滑。他對最早的湘軍將士說:大刀長矛,好比四書五經。清末學者王闿運在《湘軍志》中記述過“諸生討訓山農”的景象。楊國強認為,如果說聚集在洪秀全理想下的農民顯示出小農精神世界的一半,那么曾國藩與諸儒生用衛道意識喚醒的,是小農精神世界的另一半。這場戰爭,是農民與農民的交戰。
胡林翼行軍必講《論語》;在奔赴戰場的路上,曾國藩坐在轎子里讀杜甫、韓愈的詩文;左宗棠“出山十余年,躍馬橫弋,心揚心粗,恐善源日涸,得暇即親六籍”。錢鐘書的父親錢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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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老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