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的校園欺凌本可預防，可是為何做不到？
如果想要讓老師更積極主動地介入校園欺凌問題，他們還需要更多支持。周奕認為，需要界定清楚老師的權限，他們也擔心處理不好需要擔責，此外，不能將欺凌事件與學校的考核掛鉤。
“如果大家認為欺凌是個丑事，還與考核掛鉤，即使參與過培訓，老師也不會將事情報出來，學校也不敢很透明地處理”。
“校園欺凌治理最關鍵的問題不在于事后的治理，而在于預防。如果能做好預防工作，90%的欺凌就不存在了?！?/blockquote>責任編輯：錢煒
2024年3月25日，在江蘇南通如皋市九華鎮九華初中，民警向學生們講解防范校園欺凌知識。(人民視覺/圖)
黃亮在多年前遇到過一起校園欺凌事件。他是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一所公辦高中的生物老師，帶的班里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因值日安排產生矛盾，事后，男生在微博上遭受了好幾位匿名用戶的攻擊。第二天，雙方在教室發生爭吵，兩人鬧到學校德育處，德育處主任讓雙方詳細寫下事情經過，但女生否認這場網絡攻擊由她組織，而男生也缺乏具體證據，最終不了了之。
此后，這名男生和班上同學的關系逐漸變得糟糕，獨來獨往，變得敏感，情緒也容易失控。這讓黃亮感到，面對校園欺凌，學校與老師能做的太少了，換句話說，即使他想有所作為，也不知該從何下手。
黃亮的困惑很有代表性。根據中國目前的法律規定，學校被視為校園欺凌的責任主體。但實際上，在一些校園欺凌事件中，校方和老師并未能有效應對。
近日，教育部印發通知，決定從2024年3月25日起，組織開展“全國中小學生安全教育周”主題活動，其中包括校園暴力和欺凌防治的專題教育。
但一個仍有待討論與探索的問題是，在校園生活中，學校和老師應如何做，才能有效預防和干預校園欺凌？
更多隱性校園欺凌有待識別
一些生活在北上廣等大城市的人以為，校園欺凌主要發生于農村的留守兒童群體中，離自己很遠。但根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在2020—2022年間對3108名未成年學生的調研，53.5%的學生都遭受過校園欺凌。
最高檢發布的報告則顯示，在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的一年多時間內，全國檢察機關共起訴校園暴力犯罪案件6926人。在這背后，是更多沒有達到起訴標準的情節輕微的校園欺凌事件。
實際操作中，如何理解和界定欺凌，很多老師缺乏明晰的判斷標準，這就導致很多校園欺凌事件并未被及時發現或識別。山東師范大學校園欺凌研究中心在2020年對山東省近200名教師進行調查發現，僅有8.5%的教師認為班級中存在欺凌事件。
如何界定校園欺凌？較早展開校園欺凌研究的挪威學者丹·奧維尤斯，在其《校園暴力：學生群體間的欺凌者和受害者》一書中如此定義：一名學生長時間且重復地暴露于一個或多個學生主導的“負性行為”之下，這種“負性行為”是某人通過身體接觸、言語或其他方式故意對另一人造成傷害或不適。他的這一說法被世界各國廣泛接受。
實際上，校園欺凌有多種表現形式，除了扇耳光、拳打腳踢、群毆這些比較顯性的肢體欺凌，言語欺凌、社交欺凌、網絡欺凌等隱蔽性較強
登錄后獲取更多權限
校對：胡曉
歡迎分享、點贊與留言。本作品的版權為南方周末或相關著作權人所有，任何第三方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即為侵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