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與人】蔣介石的漂浮國度

抗戰勝利后短短幾年，國民黨就丟掉了中國大陸。美國正處于麥卡錫主義的陰影中。早就預感到這一點的費正清等漢學家受到傳訊和壓制，麥卡錫主義者認為他們影響了美國的中國政策，導致美國“失去了中國”。美國漢學家易勞逸（Lloyd Eastman）的中華民國研究改變了這種觀念?！稓绲姆N子》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在于其政權與社會的脫節，無法反映民眾的訴求。

抗戰以后，滇緬公路開通，云南成為中國政治版圖中重要的一角。中央政府開始設法控制云南。蔣介石把云南地方軍調往抗日前線，同時把中央軍調來云南駐防。中央銀行在云南發行法幣，嚴重威脅云南本省發行的貨幣。把持云南的龍云不是軍事實力很強的地方軍閥，他開始在反蔣力量中尋找同盟。除了軍閥間的合縱連橫，他還庇護反蔣的羅隆基等自由派人士。這場暗戰以龍云被武裝解除省主席職務而告終。然而，解放戰爭中，云南部隊臨陣嘩變，蔣介石這個云南之爭的勝利者到底還是輸了。

易勞逸把蔣龍之爭放在篇首，顯示了國民黨政府統治力松散。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的權力制衡和博弈，使得中央政府如同空中樓閣。這是它的致命弊病。地方鄉紳和軍閥小心翼翼地保護他們的領地。這些領地上的農民承受著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由于戰爭引起糧價上漲，重慶政府決定用糧食實物來交納。一個偏遠的農民為了到征集站交稅，有時候需要趕五六天的路。這一過程產生的費用遠遠超過了田賦本身。

駐軍的軍糧是就地征用的，大大增加了當地的壓力。1942年河南收成極差，稅賦和軍糧征用收走了農民的存糧。次年，上百萬人餓死。1944年，國民黨軍隊從河南撤退時，遭到農民的攻擊，他們用鋤頭解除了5萬軍隊的武裝。

蔣介石深知是軍隊在維持著脆弱的中央政府。但國民黨軍隊的混亂是超乎想象的。中央和地方的相互猜忌和博弈同樣發生在軍隊中，為保存實力而坐失戰機或者故意躲避戰斗的情況屢見不鮮。

蔣介石喜歡插手指揮戰斗，往往打亂已有的戰斗部署。第三次長沙會戰時，指揮官薛岳本來打得不錯，戰斗正酣時，蔣介石插了進來，親自調遣部隊，薛岳一時無法補救，頓時大敗。薛岳不聽命令，將部隊撤往江西，幾乎受到處分。有人問他為何這樣做，他說：“跑遠一點，電話便打不通了！”

易勞逸還描述了以“三民主義青年團”和“革新運動”為代表的國民黨內部的政治改革。這些改革的初衷都是為了重新喚醒革命精神，更新肌體。但是，在那種派系林立、普遍腐化的環境中，政治運動很快就演變為派系的權力斗爭。國民黨激進派希望進行土地改革，但是，歷史不給他們時間了。

［美］易勞逸 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 09年1月 

《我看金庸小說》

倪匡 著 重慶大學出版社09年1月

議論金庸小說的“金庸茶館系列”，一共出了10冊，倪匡一人占了5冊。他對金庸作品一部一部，一個人物又一個人物進行細讀，“《天龍八部》是千百個掀天巨浪，而讀者就浮在汪洋大海的一葉扁舟上。一個巨浪打過來，可以令讀者下沉數十百丈，再一個巨浪掀起，又可以將讀者抬高數十百丈”，“《笑傲江湖》中寫了權力令人腐化的過程。任我行對屬下，本來是兄弟相稱的，可是在聽到了‘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之后，……一轉念間，覺得高高在上，也沒有什么不好……繼而覺得簡直好得很，再繼而覺得非此不可，這就是權力使人腐化的過程。這種過程的深刻描寫，可以作為民主政治第一課的教科書”。倪匡最推崇《鹿鼎記》，將其列為“古今中外第一好小說，在金庸小說中，排名第一”。 

《荒廢集》

陳丹青 著 廣西師大出版社09年1月

陳丹青十四五歲時，跟著老師到處畫毛主席像。在2008年的一次題為“從毛澤東到董其昌”的演講中，他向讀者交代了“在畫毛主席像之后，畫董其昌畫冊之前，我畫了些什么”，那些連環畫、宣傳畫、插圖和油畫，“全是政治教條”，他的命運和全體藝術家一樣，“國家決定個人畫什么，怎么畫”。到美國以后，發現那兒完整地保留著一個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正是在美國，他遭遇了自先秦到晚清的中國藝術，遭遇了董其昌，“慢慢地，我的記憶越過了毛澤東，與毛之前的中國，接續了”。 

《高更，他的生活與藝術》

［美］約·古·弗萊契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09年1月

1883年，業余藝術家高更退出金融界，“從此我要每天畫畫”。有一天，一篇有關塔希提島的報道吸引了他，“塔希提人只需抬手便可采摘食物，……對他們而言，生活就是唱歌和做愛”。1891年，高更前往塔希提，在可怕的貧困中畫出了一批輝煌的作品。兩年后，他回到馬賽，口袋里只剩下4個法郎。他在巴黎舉辦的畫展沒有引起任何反響，于是他再次回到塔希提，為了謀生，不得不從事一份航運辦事員的工作。在去世前寫給朋友的信中，這位偉大藝術家說，“我依然在戰斗著，并沒有遭受挫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