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錦 | 詩歌注釋傳統和《詩歌名物百例》

揚之水。秦穎 | 攝影

古書注釋，起于經。稱名極多，曰注、傳、詁訓、箋、解詁、集解、章句、音、釋文，后來還有義疏、正義，等等。人多喜名，頗有津津言之者，但更須知其實，似乎言之者就少了很多。注釋有共法，群經無不用之，則文字訓詁是。后來成為通用的學問，漢人稱之小學，受到特別重視，文章家無不先通小學，經之中也有了一部《爾雅》。注釋還有別法，《易》則演繹玄理，《書》則闡說政教，《詩》則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禮》則詳其典章制度，《春秋》則抉其微言大義。逐漸發展成專家的學問，漢代“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史記·太史公自序》），無疑也豐富了注釋的內涵，包羅甚廣博。漢人的學問，不說就是注釋學，也是依托在注釋學上。逐漸又從經，及于史、子，也及于集。一如經之注、疏，皆有名作?！妒酚洝分易?，《漢書》之顏師古注，《老子》之王弼注，《莊子》之郭象注，等等，幾與經注同其名聲。雖大多沿襲經注格局，也續有拓展。史部特別看重史料，遂有專門匯之以成注釋者，《三國志》裴松之注，《水經》酈道元注，《世說新語》劉孝標注，久與原書不可判離。集部之注最初仍襲經注，今傳最早者為王逸《楚辭章句》，訓詁，闡說，多識鳥獸草木，博采舊聞典制，無不盡同。至李善《文選注》，體例大變，乃成前古未有之異數。

李善一改前此注釋重心，引證字句出處成了首要任務，舊聞典制不過附之而出，訓詁闡說竟若可有可無。以我之不學，讀《文選》首先依賴五臣注，因為能夠幫助理解原文，之后才好參看李善注。就是知道了蘇軾極瞧不起五臣，也不能改變我。細細想來，我這心態，估計唐人早已有了。李善當時有“書簏”的外號，恐怕不是什么好稱呼，大約跟“兩腳書櫥”也差不多。我并不認為，這個雅號得于李善雖博通卻寫不出文章來，畢竟《文選注》的自序也算唐人名文。其實還是大眾讀《文選注》的真實感受，引證雖博，卻對讀懂原文幫助很少。唐人喜歡的《文選》注，恐怕還是出現在李善之后的五臣注。

然而這個閱讀體驗并不代表正確的道理，因為普通人和李善之間的差距太大了，李善的注大概根本不是為之而作。以往的注引證出處，僅止講明白典故，以幫助理解原文。李善則代表了那個時代最頂端的文章學見解，他的引證出于有意識地要求文章使用的字句需要具有持久的典范性，而以最為人熟知的作品為例證。這種見解來自秦漢以來文言典范意識的自覺，其實跟先秦時代的雅言意識是一致的。雅言超越了方言的差異性，要求一定空間范圍的普遍性。文言超越了歷史的差異性，要求一定時間范圍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