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漢字革命和文化斷裂

字形是一把時間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

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后果，就是引發了現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它一方面確認文化在國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為只要通過“革命”式的清潔手段，就能一舉掃除文化弊端，為政治制度轉型奠定基礎。新中國成立以后，這種針對傳統文化的“革命思維”更加甚囂塵上，從1950年編制《常用簡體字登記表》開始，到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正式公布，在短短七年時間里，便完成了從秦帝國以來近2000年的文字變革。

我們已經被告知，這場漢字革命，僅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種序曲而已。1950年，毛澤東主席在一封給同學的信件中宣稱，“拼音文字是較便利的一種文字形式。漢字太繁難，目前只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這是最高領袖的戰略設計。毛以最簡潔的語言，公布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劃案。

在不懂“科學”的“科學院長”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漢字成了文化獻祭的第一頭羔羊。它被送上行刑臺，接受嚴厲的審判和肢解。新月派詩人暨古文字學家陳夢家先生，因反對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淪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憤自盡，成為漢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簡化運動的戰車，碾碎的并非只是陳夢家一人，而是一個龐大的“右派”群體，以及所有敢于對文化大躍進說“不”的知識分子。

事實上，只有少數過繁的文字 （如 “鑼”、“纜”、“驤”、“鑽”、“鑾”等）需要進行適度手術，大部分漢字筆畫都在可接受的范圍以內，但這場拼音化運動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種文字自身的變革，而是隱含著更為復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