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章詒和

■讀者·作者·編者

編者按：本版刊發的章詒和文《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引發很多議論。有些文章簡單地認定把聶紺弩送進監獄的就是黃苗子，而忽視了對那個特定年代的制度環境和其他當事人責任的討論。這種情況的出現，誠如山東讀者王鳳剛來信中所說，“文章題目和開篇的處理，容易給讀者一種先入為主的印象。這是此文的不足之處”，“恐怕也有失作者的本意。”（來信刊登于本報4月9日評論版）報紙是一個開放的平臺，當事人有答辯的權利，旁觀者有發言的機會，庶可接近真相。正在編寫《黃苗子年表》的藝術推廣人李大鈞先生的這篇文章，就黃苗子在聶案中的作用問題，對章文提出了質疑。是耶非耶，請讀者鑒之。

黃苗子2008年作品

章詒和女士的文章《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載《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讀后令人震驚，更令人疑惑。文中，章詒和用老練圓熟的文筆，繪聲繪色地講了一個故事：你們知道嗎？把聶紺弩送進監獄的，不是那個錯亂的年代，而是聶紺弩身邊的一批朋友，尤其是他的至交黃苗子等人。章詒和很會寫文章，她抬出了兩個人在文中充當了特殊的角色。

其一是謝泳先生。“2008年春夏之交，謝泳從廈門出差到北京，我約了幾個朋友一起吃早茶。邊吃邊聊，你一言我一語，無主題地東拉西扯。坐在身邊的謝泳低聲對我說：‘最近，我看到一份關于聶紺弩的檔案材料，很吃驚。’我問：‘吃驚什么？’他說：‘聶紺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黃苗子這樣的一些朋友。’”

“謝泳說：‘告密材料一直匯報上去，羅瑞卿批示：這個姓聶的王八蛋！在適當的時候給他一點厲害嘗嘗。’”

其二，是報告文學《聶紺弩刑事檔案》（《中國作家》2009年第2期）的作者寓真。章詒和寫道：“作者寓真，是山西資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實說話，以解密了的檔案材料為憑，系統而完整地揭示出聶紺弩冤案的真相……”“事實就擺在那里，一切都是無法回避，也無可辯駁：長期監視、告發聶紺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須認同作者的結論——聶紺弩入獄不是紅衛兵扭送的，也非機關造反派搗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筆一劃把他‘寫’進去的。”“根據事實，寓真把檢舉人分為兩類。一類是戴浩、向思賡、吳祖光、陳邇冬、鐘敬文，他們與聶紺弩有著密切的往來，到了‘文革’時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況下被迫寫了交代檢舉材料。另一類是幾年來（1962—1967）一直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包括王次青、黃苗子等。”

章詒和的文章很長，用筆如刀，毫不留情。她組織了許多材料，還講了自己的一些故事，來證明謝泳和寓真的觀點，其實就是她自己的觀點的正確性。章詒和文章一出，立即掀起軒然大波。報紙、網絡的批判、評論如潮而起，有一家報紙還開辟了專欄，專欄的題目從“黃苗子事件”升格為“黃苗子告密事件”，評論者不是質疑這一事件的真實性，而是開始討論“黃苗子告密事件背后的原因”。

誰能想到，自從去年7月份便一直重病，在醫院治療的黃苗子先生，于96歲高齡之際，迎來了事關人生名譽的挑戰。

章詒和有一個齋號叫“守愚齋”，為“守愚齋”題字的人，正是黃苗子。章詒和有黃苗子告密的真憑實據嗎？她說的是事實的真相嗎？章詒和對黃苗子的指控，是在怎樣的一種心態下發生的？

筆者找來了寓真的《聶紺弩刑事檔案》，那是章詒和拿來“說事”的憑據，但細讀之下，疑竇更生。

質疑一，謝泳先生說“黃苗子告密”的話我們沒有聽到，但寓真的報告文學里卻并沒有章詒和在文章中所說的“黃苗子是告密者之一”的結論！寓真的《聶紺弩刑事檔案》無疑是一篇很好的報告文學作品，能讀出作者對聶紺弩先生深深的同情和尊重，很平和，很客觀。我的質疑是，難道章詒和與寓真有過交往，聽到了寓真類似像謝泳那樣的關于“黃苗子是告密者”的評說？還是寓真在寫作時有了特別的保留？因為從《聶紺弩刑事檔案》里，我實在找不到關于黃苗子是告密者的論述。另外，章詒和把謝泳先生閑談中“告密材料一直匯報上去，羅瑞卿批示：這個姓聶的王八蛋！在適當的時候給他一點厲害嘗嘗”這樣驚人的語句不加分析地引用，也有失一位作家的嚴謹。從1959年起，羅瑞卿就調任總參謀長，由謝富治接任公安部長。難道1962年后做的批示（見寓真文第17頁）是由當時的軍隊領導人批的？如此為文，難以令人信服。

質疑二，章詒和在文章中大量引用的1962年9月12日有人遞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顯然不是黃苗子的手筆。章詒和在行文中卻交待得極為模糊，使一般讀者幾乎看不明白這封密告材料的真實作者?！堵櫧C弩刑事檔案》中有這么一句：“王次青寫的檢舉材料，主要是關于聶的言論。”章文雖然也引用了這句話，但文章開頭的處理，卻容易給人一種先入為主的印象，目前有不少讀者已經把這封信的作者安在了黃苗子的名下，甚至就把黃苗子當作了告密人。筆者特地找到了《中國作家》雜志編輯部，詢問了《聶紺弩刑事檔案》的編輯，從那里，我更加明確地得知那封信的作者，本與黃苗子毫無干系。

質疑三，《聶紺弩刑事檔案》有寫給黃苗子的詩，這些詩怎么到了專政機關，寓真在書中都搞不清楚。他寫道：“當我以偶然機會接觸到聶紺弩檔案的時候，聶公本人早已作古，就連戴浩、向思賡諸位可以作證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黃苗子雖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門拜訪，解開聶詩入彀被禍的疑團，但又怕驚擾老人的晚景安寧，所以打消了此念。”

那么，章詒和有什么憑據可以說這些詩是黃苗子主動交上去的呢？黃苗子從1957年即與“二流堂”成員一起被劃為右派，成為專政的對象。1958年被發配到北大荒伐木，1967年春被關進牛棚，1968年9月4日便被抓進了監獄（聶紺弩是1967年1月被捕的）。“文革”后被多次抄家，他的大量書信、文稿、資料、照片等被抄得干干凈凈，直到“文革”后才返還了一部分。在監獄里，專政的對象失去了自由，被要求交代、檢舉，本是正常的事，據說有的人在檢查中為了過關，恨不得把別人的事情說成自己的事情。退一步說，即使檔案里有黃苗子在特定的情況下被要求解釋聶紺弩詩詞的情況，但從解詩的內容上看，似乎并沒有“深挖”、“陷害”，反而是避重就輕、蒙混過關，章詒和憑什么說是黃苗子“一筆一劃把聶紺弩寫進了監獄”？

質疑四，檢閱近期的網絡評論，關于黃苗子告密事件，已經有王容芬等人對章詒和提出了質疑，而章詒和似乎也信誓旦旦。是不是章詒和還掌握了其他有關黃苗子主動告密的材料，只是還沒有公布出來？筆者認為，章詒和已經是一位著名的公眾人物，有較高的知名度，具有學者、作家、博士生導師等頭銜，千萬不要在善良的讀者面前賣關子了，有什么猛料盡快公布，免得讀者不明就里和過于期待。

黃苗子一生傳奇，閱盡人間滄桑，交友無數，助人無數，一生清楚地行進，在多個歷史時期沒有迷失，擔當了清晰的角色。僅舉幾例。“皖南事變時，在國民黨系統內擔任職務的黃苗子看到國民黨準備封閉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的文件，就通知周恩來同志。毛澤東發表談話，公開予以揭露，使國民黨只好中止這項陰謀的實施。”（楊培新：《周恩來、董必武領導我們進行奪取重慶〈商務日報〉的戰斗》）。他曾多次巧妙地利用自己獨特的身份掩護幫助了王昆侖等一些共產黨人。1945年11月14日，經黃苗子之手，毛澤東的《沁園春·詠雪》獨家發表在《新民報》副刊上，轟動了重慶。發表時，黃苗子加上了一段精辟的按語：“毛潤之氏能詩詞，似鮮為人知?？陀谐闷洹肚邎@春·詠雪》一詞者，風調獨絕，文情并茂，而氣魄之大，乃不可及。據自稱則游戲之作，殊不足為外人道也。”

回顧過去，有利于看清現實。筆者研究黃苗子多年，深為其人格嘆服。就在最近一段時間，黃苗子委托拍賣了他和夫人郁風的幾乎所有書畫作品和朋友的饋贈，設立了黃苗子郁風基金會，當汶川地震發生后，有一筆捐贈款已經撥出。郁達夫在《懷魯迅》一文中寫道：“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尊敬、崇仰、愛戴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黃苗子能否置身于偉大人物之列，尚需歷史評斷。但是，一位96歲的文化老人，以一生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對親情友情的詮釋，對文化藝術的傳承，已經結出了碩果。我們對他的態度，涉及到對一個時代，對一個文化群體的態度。如何客觀地評說歷史，褒貶人物，需要的是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和悲天憫人的情懷。章詒和的父輩令人尊重，她在“文革”中也曾被判刑入獄，遭遇令人同情。近年來，她寫了不少關于建國后文化界人士遭遇和命運的文章，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力。即便如此，在對待一個文化大家的一世清名的時候，還是應該謹言慎行，平和客觀。

人人都有說話的權利，但說話要有真憑實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了“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即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絕不能采用猜測臆斷編故事寫小說甚至“道聽途說”、“移花接木”、“莫須有”等樣的手段，來面對“黃苗子是否告密”這樣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有感于此，我提出最后一個質疑，這樣一次陡然而起的風波，究竟是“黃苗子告密事件”還是“章詒和誣陷事件”？抑或是一場錯綜曲折的歷史遭遇？章詒和與當事人們完全有必要從事實出發，拿出真憑實據，客觀面對公眾的質疑，使真相得以大白。

（作者為百雅軒文化藝術機構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