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ESG產業：錨定治理創新推進可持續導向的轉型與變革

在社會各界如火如荼深入討論和開展ESG各個方面的話題時，不免產生ESG究竟是目的還是手段的疑惑。不同機構積極地投身于ESG相關的各類活動中，是把ESG當成目的——ESG本身作為潛在的巨大商業機會——去做？還是各界人士從價值觀層面已經認識到ESG是企業作為“社會公民”所必須履行的基本“社會契約”、ESG是通往企業社會生態環境和文明的繁榮和可持續發展的手段？

進一步思考引發了更多地提問：當下很多企業和一些政策制定部門對ESG的推進，是基于工具理性的行為還是基于價值理性的行為？ESG對于企業轉型與變革意味著什么？ESG評級究竟是服務于誰的利益？更多企業提升ESG評級對于區域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總體福祉改善會產生什么積極影響？政策制定部門如何在區域甚至更大范圍內有效地推進企業對ESG的理解、執行，服務和幫助企業有效提升應對日益復雜多變充滿挑戰的市場環境、政策約束，以及來自不同利益相關方對企業可持續發展實踐的壓力和期盼？政府層面要“推進ESG產業發展”如何能夠借此促進政府治理創新？將ESG作為政策工具和治理手段，如何能引領城市治理創新、賦能企業可持續轉型與變革？

超越企業層面，推動ESG治理創新

2023年倫敦商學院金融學教授Alex Edmans發表題為“ESG的終結”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ESG既非常重要，又沒有什么特別之處”（ESG is both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nothing special）。說ESG重要，是因為ESG因素對公司的長期價值至關重要；說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是因為ESG并不比其他無形資產更為特殊（如管理質量、企業文化和創新能力），這些無形資產同樣對公司的長期價值有重要影響。

拋開美國近三年出現的“反ESG”浪潮不談，我們對于ESG這個舶來品應該如何發展，有著根植于東方智慧和中國式現代化目標之下更為深刻的理解；對于在“資本主義源代碼錯誤”這種帶有缺陷的價值觀影響下造成“人類處于行星緊急狀態”，我們如何從更加系統的視角去審視和反思相關變革。

對于一部分覺醒的商業機構所推動的以ESG為核心理念的商業變革，我們應該進一步追問，在美國一眾大企業高管簽署“公司宗旨聲明”之后商業機構是否真正實現了從競爭和自利驅動以及以利潤為中心的商業思維轉向了共享價值創造（包括社會的、經濟的、環境的及其他）的范式轉變。而要超越“一切照舊”的社會經濟系統發展范式，就必須找到和發展能夠改變一個系統的最重要杠桿支點的能力。

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全面綠色轉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都發生著深刻變革的當下，來自各方面有著不同利益訴求的行動主體在積極參與到ESG理念和實踐的具體落實過程中，將會日益發展出多中心、網絡化的社群結構。

從組織生態的角度來看ESG，其本質是在一個由政府、企業、金融機構、行業協會、社會組織以及公民社會行動者構成的社會網絡中，為實現社會經濟系統范式轉變而尋求集體合作和開展協同行動的過程。在這樣的一個動態的社會網絡中，鑒于ESG內涵和議題的多元性和復雜性，不同利益相關方之間在處理個體與集體、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與整體、沖突與合作、規制與自組織、發展慣性與組織變革等不同方面的對立關系時，對政府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從傳統的管理轉向治理，從層級式科層管理到多種形式的合作治理機制轉變。

因此，針對各方面力量積極推進ESG快速發展必將形成一個多中心、網絡化社群的動態組織網絡的情況，政府如何提升圍繞ESG的系統治理能力，有效促進動態組織網絡情境下不同ESG社群和行動主體間的組織間協調、信任、合作和社會學習機制，從而激活和發揮好組織創新和社會創新的作用，正是實現社會經濟系統發展范式轉變的最重要的杠桿支點。

簡而言之，我們應當超越僅僅從企業層面討論ESG的視野，轉而從政府治理創新的視角，去探討區域層面ESG發展如何提升經濟、環境、社會系統的含金量、含綠量和生活福祉，如何通過治理創新與不同利益相關方合作構建有利于ESG發展的生態體系，實現ESG發展與治理創新機制的良性互動。

對標SDG，推動ESG產業發展

當前，一些地方政府積極推進ESG，甚至出現了“推進ESG產業”、打造“ESG產業創新中心”等提法。對此，我們在保持欣喜和積極參與的同時，仍然需要保持一些冷靜思考。地方政府設定的這些目標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對城市提升可持續競爭力、包容和韌性等發展目標的緊迫性而考慮的？所謂“ESG產業”的政策出發點是否仍然是以經濟增長目標為導向，或是找到了轉變社會經濟系統發展范式通往可持續發展的正確道路？ESG產業的發展將對區域內其他產業的ESG能力建設和提升、企業的可持續競爭力以及整體營商環境帶來哪些方面可測量的影響和改變？政府將通過什么機制去構建ESG產業生態？對于發展ESG聯盟，將通過什么樣的治理機制開展有效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建設以促進多中心、網絡化社群間的協調、信任、合作和共創？

2020年世界經濟論壇發布了ESG生態系統地圖，全景式地展現了從框架制定機構、標準制定機構、鑒定機構、數據提供機構、專業數據提供機構、投票參與機構、董事會聯盟和倡議機構、投資機構聯盟和倡議機構等完整的ESG生態系統。這個地圖可以理解為是在全球層面對ESG產業的生態系統所做的呈現，是為了從系統層面更好地促進不同機構間的協作、溝通、合作，幫助投資機構、企業和其他利益相關方之間能夠有充分清晰的共同認識。

而具體到城市層面，這樣的“ESG產業生態”將如何發展？成都高新區于2023年在全國率先提出建設碳中和服務業樞紐的戰略，明確聚焦于在碳數據、氣候投融資、碳咨詢、碳法務和碳宣教等五類碳中和服務業領域開展系統性的策略行動。這為我們更好地學習和跟蹤了解在城市層面推進和發展ESG產業生態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案例。

ESG在企業、產業和區域層面的深入落實必須與國家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以及全球發展倡議具體對接起來。一個區域的企業和產業在哪些方面能夠體現其對標和貢獻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ESG如何能夠更好地賦能這些企業和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獲得基于可持續性的競爭力，這是地方政府在推進區域ESG能力建設方面可以積極探索的。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于2020年開發了可持續發展目標投資者地圖，幫助投資者和企業識別既能夠產生商業回報又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投資機會領域（IOAs）。這不僅是中國政府與聯合國溝通中國落實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具體體現，同時，在這個工具的支持下，各地政府可以有效地梳理和篩選出本地區經濟發展與國家發展需求和SDG一致的產業集群，進而讓全球投資者更好地了解符合可持續投資價值目標的相關投資機會。

此外，中國地方政府在制定推進ESG能力建設和ESG產業發展的政策時，可以借鑒馬來西亞政府投資貿易與工業部（MITI）于2023年10月正式發布的國家產業ESG框架（National Industry ESG Framework）。這份政策框架的出臺是馬來西亞政府為了服務馬來西亞企業更好地了解和應對歐盟日益增加和嚴格的ESG規制對其企業出口的影響而提供的綜合性的政策指導和服務。這份政策框架包括清晰的兩階段規劃、4項支柱、17項戰略、50項服務、6個關鍵賦能者。該框架規劃了從2024-2026年為第一階段的“公正轉型”期以及從2027-2030年為第二階段的加速階段。整體規劃目標是實現可持續的生產與消費、提升可持續報告、吸引更多符合ESG的投資、提高出口競爭力和市場拓展、助力實現2050年溫室氣體凈零排放。從政策框架的基本內容來看，是非常具體詳實的，既對標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又切實關注于服務和提升本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和吸引投資的能力。

在當下人類社會和整個地球都面臨著重重危機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將自身置身于更大的生態系統中重新思考我們的價值，以及我們如何超越《增長的極限》所警示的行星緊急狀態。探索有效的治理創新機制，推進社會、經濟、環境和文化的可持續導向的轉型和變革，這是我們“危中尋機”的變革之道。在更高的系統層面審視推進ESG的發展戰略和路徑，只有錨定治理創新才能激發所有的行動主體參與實現社會經濟系統發展范式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