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從哪里找到足夠的持續性的需求？

——保羅·克魯格曼談世界經濟現狀

在舉行于紐約的記者招待會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暢談世界經濟現狀與問題。

所有人都在今天忙著還債，使得這場災難越陷越深，而雖然中國等國擁有高額儲蓄，但全球經濟尚不知從哪里找到足夠多的需求來支撐復蘇。

作為去年新科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不僅成功預測了20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和這次由美國波及世界的經濟衰退，他還以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大膽直言的方式監督和批評美國新政府挽救經濟危機的一系列政策。

4月13日，本周一，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召開外國媒體記者招待會。本報特約撰稿人特此記錄，以饗讀者。

一同借錢，一同還債

所有機構都在同一時間試圖做同一件事 （即付清債務），使這場災難進一步陷入到今天的地步

如果先把探討公有資產和私有資產的區別放在一邊，而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為什么我們到了如今這個糟糕的狀況，也許會讓人看得更清楚。

在泡沫破滅前，大家（指主要投資機構）都試圖在同一時期借更多的錢，投資更多的資產；而當下的情形則是大家又在努力儲蓄，或在去杠桿化的情形下（de-leverage），很多機構又在同一時間想方設法賣掉更多資產以努力還債。這種非常矛盾的現象，自然加劇資產價格下降，而使情況變得越來越糟。

目前政府巨額投入的策略也使得情況變得更復雜。一些企業因此減少了債務，另一些機構可能還清了債務，所有機構似乎都進入了一個瘋狂的狀態。而我們真正需要的是讓一些主要的機構在同一時間采納指向不同方向的策略。根本的問題不是大家是否需要調整其欠付的債務，而是所有機構都在同一時間試圖做同一件事（即付清債務），這才使我們進入到這場災難后，又陷入到今天的地步。

如何才能真正解救這場危機？目前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些時間來打破這個錯誤的惡性循環，即所有人都想在同一時間還債。

美國是否應借鑒當年南美債務危機和日本的十年教訓？在1992-1993年南美市場出現債務危機時，我們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如迅速關閉了一些中央銀行，為什么現在卻沒有再采取一些相似的政策呢？我們應該記住日本的教訓，現在美國的情況與10年前日本面臨的困境相似，甚至還更糟糕。但我們卻沒有吸取其教訓，依然推行著類似于日本當時現在看來毫無效果的拯救措施。

當然，挽救經濟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國應該加強信用等級，并讓貸款人控制一些原始的貸款額度。實際上早在2005房貸已出現危機的端倪，如果當時能及早制定一些嚴格的貸款法律規章，也許現在就不會看到這樣深度的危機了。

復蘇？

很有可能我們會在11月前后看到復蘇的跡象，但失業率還將持續跌落一年左右

我們通常對衰退的基本理解就是所有的經濟指數都在下降。一旦看到一些行業指數開始上升都容易理解為那意味著經濟回暖。如2001年的衰退的確就在當年的11月開始回轉，因為當時的工業指數和GDP都有所回升；然而失業率卻持續下降一直到衰退到一年半以后。所以針對這次危機的復蘇，很有可能我們會在11月前后看到復蘇的跡象，但失業率還將持續跌落一年左右。從這個角度看，伯南克的觀點（經濟將在今年底前復蘇）也許不錯，但我們很有可能并不能切身地感到經濟的明顯復蘇。

除此之外，我們更不能對可能爆發自其他某一個國家或來自如商業地產等某個行業的新危機掉以輕心。如果回顧大蕭條時代甚至近期的經濟危機，在其曾經的復蘇歷程中都經歷了幾起幾落。尤其是幾次衰退過后，失業率都會比之持續得更長。而且還曾有過復蘇之后消費指數急速下滑的紀錄。

不要遺忘歷史。就在不久之前2002-2003初的美國經濟，雖然在2003初經濟危機就已基本結束，但從就業率角度看那個階段的情況仍很糟。

G20相較以往的國際會議確是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收獲，如給IMF注資5000億美元并增加2500億特別提款權（SDR）。雖然這個數額還遠未達到預期的額度，但客觀地說絕對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特別對于經濟規模比較小的國家。

對于期待這次會議通過一項國際規模刺激經濟方案的人們，或期待通過一系列金融監管政策的國家可能會感到一些失望。但無論如何，以現實的眼光看待這次全球危機下召開的會議，仍然比較成功。

至于什么時候我們才能走出現在的困境，這的確是一個比較難的問題，不能確定全球經濟可能會從哪里找到足夠的持續性的需求。

目前世界上，中國和其他的幾個國家擁有非常高的儲蓄，至于哪里的經濟投資作好了充足準備以吸引那些儲蓄，的確是一個不尋常的挑戰。

改變金融體系

未來的改變并不重點在資本主義體制的變化上，而是金融體系的改變

至于金融欺詐，究其責任，美國在過往25年中創造的現代金融體系應該負責。很多業內專家都有責任。即使在這么多年的金融商業運作中沒有直接的欺詐行為，但他們在參與創新這種體制的過程中，尤其最終使之轉化成一些有欺詐功能的系統時，相當于欺詐。

這種觀點并沒有得到奧巴馬政府的認同，即使政府現在做了些努力但仍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因為美國聯邦財政部現在參與咨詢和制定解決這場危機政策的很多人，都是來自當初的金融體系內部，甚至是參與制造這場危機的人士。也許等問題發展得更嚴重，欺詐的問題才會被政府視為首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當前的危機是否會改變人們對現代金融體系的繼續追求，而回到傳統的金融系統中去？如果我們自此沒有一些重大的改變，未來將會面對更多的危機。然而未來的改變并不重點在資本主義體制的變化上，而是金融體系的改變。

自從上世紀30年代之后的四五十年，我們的金融體系十分保守安全。但到了80年代被新的更加開放的金融系統替代后，金融行業由此而來的繁榮反而伴隨 了更多的災難。如果從歐洲人的角度看，更多的政府管理機構也許能使美國的發展擁有更大的安全性。然而更大的可能是，在金融體制上開發出更多的監管措施。

美國、中國與歐洲的問題

美國政府對企業倒閉過程的控制，是否真能改變未來產品的消費市場

中國對美國投資的主要風險可能是，如果美元變得更脆弱，就可能沒有扭轉資本虧損的多樣選擇

東歐目前的經濟狀況幾乎是10余年前東亞危機的重現

雖然沒有進入奧巴馬政府的經濟領導班子，但奧巴馬政府絕對關注我的觀點，也聯系并希望傾聽我的一些意見。我毫無被忽視的感覺，我有足夠的渠道面對公眾，包括我的專欄和博客。

奧巴馬政府當下的救援政策并不是在想辦法毀掉工會系統，而是試圖躲避企業完全崩潰，從而避免陷入需要政府巨大津貼補助的泥潭。

我們應該理解政府面對的難題和挑戰，但很懷疑政府對企業倒閉過程的控制是否真能改變未來像通用汽車這樣產品的消費市場。消費品市場的一個簡單的道理是，如果一家航空公司倒閉后照樣有人愿意乘坐其航班，因為他們仍能提供相類似的服務。但汽車公司如有問題，人們就會擔心購買其名下的汽車，日后倒閉肯定會影響一系列相關維修服務的提供。所以很擔心政府對其救助的戰略是否有效。

如何看待中國對美國投資的風險？雖然中國大量地購買了美國國債，但其都是被聯邦政府擔保的。因此中國的投資并不會面臨丟失大量資本金的風險。主要的風險可能是如果美元變得更脆弱，將阻礙中國未來一攬子投資的種類。這可能是潛在的風險。

東歐目前的經濟狀況幾乎是十余年前東亞危機的重現。澳大利亞在幾年前東歐債務上的激進表現，現在看起來有非常大的危險。繼冰島經濟崩潰之后，愛爾蘭的經濟狀況也很不看好，澳大利亞很有可能是排在其之后遇到大麻煩的國家，除非有什么及時有效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