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個回答，揭秘出海商機與危機 | 十問王輝耀

本文為“品牌風向標”出海研報系列資訊

“十問”話題：企業全球化的國際形勢、機遇與風險

回答人：王輝耀（全球化智庫創始人兼理事長、原國務院參事）

Q1. 你曾于2019年參加芒克辯論會，辯贏了“中國不是國際自由秩序的威脅”議題。當時你考慮的一點是要登上國際舞臺，“通過民間的溝通，將不同于官方宣傳且積極的一面呈現給受眾”。今天向世界介紹中國還是迫切的嗎？為什么？

王輝耀：相較之前，今天向世界介紹中國是更加迫切了。

三年新冠疫情防控，其間國際形勢發生了一些根本性變化，美西方等對中國的誤解誤讀、負面認知及情緒加劇了，從官方到民間多層次各領域交流不足導致“信任赤字”不斷攀升。而且美西方老一代“知華派”相繼退出政治舞臺，導致美西方“知華派”出現斷層，一些研究中國問題或制定中國相關政策的新一代“知華派”甚至可能沒有來過中國，整體對華認知和輿論氛圍便容易被裹挾引導。

對此，我們迫切需要從官方到民間積極開展對外交流，如邀請更多美西方人士來華參訪交流，推動來華旅游、留學、投資經商等恢復發展，讓更多人從親身體驗中更新對中國的認知；尤其是一些意見領袖、政策界人士、知識精英及具有較大影響力的青年人才等，他們可以通過其影響力使更多人了解真實的中國。

全球化智庫近年來開展的CCG名家對話、國際青年領袖對話（GYLD）、海外人士看中國系列圖書等項目也是在做這些工作。但這些還遠遠不夠，需要更多人參與進來，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提高中國在國際舞臺話語權、議題設置權和輿論影響力。

同時，從中國自身來說，百年來我們經過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飛躍，如今要形成與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要提升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要改變在國際輿論場被塑造、被曲解的被動情況。這對我們加強國際傳播、更好地向世界介紹中國提出了更高要求，僅靠官方做工作是遠遠不夠的。

2024年全國兩會期間，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賈慶國向全國政協提交了《關于加大吸引外國學生來華學習力度的提案》和《關于鼓勵民間對外講好中國故事工作的提案》，很有前瞻性，特別是其中有關優化對外交往管理、充分釋放非官方渠道的活力和能力等內容。

我們迫切地需要一大批各領域具有國際交往能力的人參與到向世界介紹中國的工作中。

Q2. 中國企業在海外布局、拓展市場、開展合作，常常也在展示中國的國家形象。如何看待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所實現的“企業外交”“文化外交”的效應？

王輝耀：企業“走出去”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途徑。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我們的制造業和服務能力都極大地加強了，開拓海外市場是企業的必然選擇。

改革開放早期，中國企業“出?！钡膰L試較少，大多是自發涌向海外市場，在行為上、管理上缺乏有效規范和指引，與國際規則接軌不足，很難談得上多少“企業外交”。即便有“企業外交”，也多是企業自身的一些品牌營銷，很難與“外交”這一宏大政治概念掛鉤。

自2000年全國人大正式提出“走出去”戰略，以及2001年我國正式加入WTO，我國在政策和法律上為“出?！逼髽I提供了有效的指引和規范，中國企業“出?！焙笠查_始有意識地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例如，2010年智利礦難中，三一重工積極援助，提供救援設備，并通過電視直播展現中國企業的責任心，不僅贏得了智利政府和民眾的贊譽，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制造”的品質；還有中遠海運投資希臘比雷埃夫斯港，將其發展成東地中海的重要物流港口，以及華堅集團投資東非等。

如今，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數字文化企業“走出去”也可觀地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

中國“出?！逼髽I是中外交流重要的橋梁紐帶。像中國的海爾、福耀玻璃、格蘭仕等品牌，它們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展示了中國制造業的崛起和創新能力的提升，為塑造和傳播中國形象作出了積極貢獻。

企業在尋求自身發展的同時，積極為當地民眾改善生活、增強產業競爭力、推動經濟發展等貢獻力量，增進中外文化交流，這些“企業外交”“文化外交”的努力不僅為中國企業與東道國之間的友好關系奠定了堅實基礎，也提升了中國企業在國際舞臺的形象和影響力，為全球合作與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所帶來的影響往往是深遠持久的。

Q3. 你在2018年出版的《大潮澎湃：中國企業“出?！?0年》一書中，將“2008年起至今”定義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第四階段，區別于1978年改革開放、1992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2001年中國“入世”這三個節點?，F在是2024年，我們仍處于中國企業引領全球化的第四階段嗎？能否重新談談當前階段的特征？

王輝耀：在《大潮澎湃：中國企業“出?！?0年》一書中，我確實將“2008年起至今”定義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第四階段。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到了2024年，雖然大框架仍處于第四階段，但這一階段的具體特征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和深化。

一是在當前的全球化階段，科技成為推動企業“出?！钡暮诵膭恿?。特別是中國企業在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領域持續創新，不斷提升自身全球競爭力。另外，數字化轉型也已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趨勢，從生產、供應鏈到營銷、服務，全方位地提升了企業的運營效率和服務質量。

二是與過去相比，現在的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許多企業已經不僅僅滿足于簡單的產品出口，而是更加深入地參與到全球生產、研發、銷售等各個環節中，充分發揮全產業鏈充分整合的長處，推動我國企業“出?！钡谋容^優勢從規模和成本優勢向服務優勢、研發優勢等價值鏈高端擴展。

三是在全球環境問題日益嚴峻的背景下，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中國企業“出?！钡闹匾剂恳蛩?。許多企業在海外投資和生產過程中，更加積極采用環保技術和清潔能源，為全球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樹立了榜樣，也展示了中國企業作為全球化參與者的積極態度和領導力。

四是隨著中國企業實力的不斷增強和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國際品牌影響力也在逐漸增強。許多企業通過參加國際展覽、開展國際營銷、建立海外研發中心等方式，不斷提升海外品牌影響力。同時，中國企業還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和規則的制定，提升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總的來說，現階段一方面維持了我國在產能和服務上的優勢，同時又表現在技術、理念和品牌影響力上的上升，并在價值鏈上逐漸趨于“微笑曲線”的高端（編者注：“微笑曲線”理論由施振榮提出，以“U型”曲線表示研發、制造、營銷三端的附加價值高低，其中研發和營銷被認為是高附加值的高端）。

Q4. “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對全球貿易的格局產生了什么影響？

王輝耀：從貿易量上看，2023年，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達19.47萬億元，增長2.8%，占中國外貿總值的46.6%；規模和占比均為倡議提出以來的最高水平。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貨物貿易額，已從2013年的1.04萬億美元增至2022年的2.07萬億美元，并且這一不斷增加的趨勢仍在持續。這種增長不僅提升了中國自身的出口水平，也為沿線國家帶來了更多的發展機遇。

從貿易結構上看，“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了貿易的平衡發展。2013年到2022年，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速達到了6.4%，遠高于世界銀行統計的同期全球貿易3.1%的平均增速?？梢哉J為，“一帶一路”倡議有力地促進了共建國家的對外貿易。隨著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化，高附加值產品的貿易比重逐漸增加，傳統低附加值產品的貿易比重逐漸下降。這表明傳統貿易格局正在發生變化，中國憑借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和最大出口國的雙重優勢，正在成為推動全球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重要力量。

此外，“一帶一路”倡議還促進了貿易便利化和自由化的發展。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降低貿易和投資壁壘等措施，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的貿易往來更加便捷高效，不僅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也有助于推動全球經濟的復蘇和發展。

Q5. 回看“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國際合作，這個倡議對于哪些特定產業或者類型的企業“出?！本哂兄卮蟮囊饬x？

王輝耀：“一帶一路”倡議為企業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和發展空間，還通過加強沿線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促進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為企業拓展國際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尤其對于從事基礎設施建設、能源開發等的企業具有重大意義。

基礎設施是互聯互通的基石，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關鍵領域和核心，其中建筑、交通、電力工程、水利建設等是重點投資項目。此外，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主要集中在東南亞、西亞、北非和南亞地區；中東歐地區雖然吸引中國投資的起點較低，但增長迅速，潛力巨大，拓展了我國基建企業的國際市場。

建設綠色絲綢之路、優化產業鏈布局、推動沿線國家綠色低碳轉型是“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工作重點。中國為此積極建立綠色低碳發展合作機制，與31國共推綠色發展伙伴關系，與33國共建能源合作伙伴關系，并與多個區域及國際組織搭建合作平臺。2021年，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將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并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

Q6. 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尋求全球化的轉型，在合法性、合規性上會面臨什么不同的處境？

王輝耀：在當前的國際經貿體系之下，規則上其實并不存在對特定國家或特定行業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區別對待之處。但在政府采購、產業補貼等領域，國有企業可能更容易獲得某些政策上的優惠；此外，在我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存在一定差異。

國有企業更容易承擔一些剛性的社會責任，這也使國有企業在運營決策機制上與民營企業有所不同。在這些領域里，當前國際經貿規則強調國有和民營企業一視同仁，很容易被視為給國有企業施加壓力，例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以“透明度”為理由，對國有企業信息披露要求十分嚴格。

而在雙邊貿易領域上，西方國家常常以國家安全和公平對待為名，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國國有企業）制造一定的準入障礙。這樣的情況，在中美貿易戰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大量在美股上市的中國國有企業也因此退出了美國資本市場。

相比之下，雖然民營企業在享受國家間政策傾斜方面并不占優勢，但它們在靈活性、機動性和決策速度上表現出色，相對容易滿足國際貿易體系下的合規要求，更容易調整戰略和適應市場變化。這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為它們提供了不小的優勢。就目前而言，民營企業對外投資表現十分突出，占據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半壁江山，并且其份額仍在持續擴大，其實現全球化轉型的潛力和能力是巨大的。

當然，不管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正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國際監管形勢。

比如隨著信息科技與各產業融合程度加深，越來越多的中國產品、中國服務不可避免地生成和涉及處理大量境外數據。近些年來，從華為、字節跳動到最近的新能源汽車“出?！?，都遭到以境外“監管”為名的政治性打壓。美西方有一個特別突出的借口是，所謂中國企業在境外銷售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里所生成的數據，都可能被中國政府隨時任意調取。實際上，我國已經于2020年提出《全球數據安全倡議》，其中一些針對性內容如能通過立法、修法或立法解釋等方式，進一步被納入國內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將十分有助于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里“大顯身手”。

Q7. 有些國內企業，參與海外并購失敗為此支付了高額“分手費”，這是可以規避的，還是“出?！甭飞媳厝灰袚娘L險？

王輝耀：首先，從規避風險的角度來看，企業在決定進行海外并購之前，應該進行充分的風險評估和準備工作。這包括深入了解目標公司所在國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環境，評估當地的并購政策規定，以及識別可能存在的風險和挑戰。此外，企業還應制定明確的并購戰略，明確并購的目的和預期收益，并制定相應的風險應對措施。通過這些措施，企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并購失敗的風險，減少支付高額“分手費”的可能性。

同時，企業要認識到海外并購本身是一項復雜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商業活動。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差異，以及并購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不確定因素，如估值問題、交易對手的誠信問題等，都可能對并購結果產生影響。因此，企業在“出?！钡倪^程中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包括可能面臨并購失敗和支付高額“分手費”的風險。這些問題并非只發生在中國企業身上，2018年高通并購恩智浦未能成功、2020年波音并購巴西航空失敗，均需要支付高額的賠償費用。

需要強調的是，通過加強風險管理、提升并購團隊的專業能力、與當地政府和監管機構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等方式，企業可以有效地降低海外并購的風險。同時，企業還可以考慮借助外部專業機構，如智庫顧問等，來獲取專業的支持和建議，更好地應對并購過程中的各種挑戰。

Q8. 對比做得比較好的國家，中國當前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怎么樣？

王輝耀：我國雖然已初步建立了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但還需要在風險覆蓋的廣度、承保條件的明確性和細化度，以及賠償標準的公正合理性等方面進行進一步的完善，以確保投資者的權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我們可以借鑒和觀察國外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

首先，從立法層級來看，美國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是以《對外援助法》為基石，德國和日本也同樣通過立法來確立其制度框架。相比之下，中國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主要依據國務院的通知和部委的方案來運作，立法層級相對較低。這可能會影響到制度的權威性和執行力，從長遠來看，不利于其穩固發展。

其次，就制度完善度而言，美國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在風險評估、承保條件和賠償機制等方面都有著詳盡的規定，為投資者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形成了一套較科學系統的操作流程；德國和日本也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海外投資保險體系，涵蓋政治風險、商業風險等多方面的保障。

此外，協調機制也是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的OPIC與其他政府部門如財政部、商務部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建立了良好的協調機制，確保海外投資保險制度與其他政策相協調。

相比之下，我國相關海外投資保險制度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和加強協調。

Q9. 在你看來，企業戰略、績效、市場、人才、企業社會責任這五個全球化的發展要素中，中國企業整體上更擅長哪方面，相對更薄弱的又是哪個要素？

王輝耀：整體來看，中國企業全球化在戰略判斷、市場開發等領域表現是不錯的；出海國際化人才作為關鍵環節之一相對短缺，是許多出海企業遭遇發展瓶頸的重要原因。不過近年來隨著企業“出?！睌盗恐鹉暝鲩L，為出海企業提供包括人力資源管理、企業合規服務等咨詢服務的平臺和機構也在發展壯大，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企業“出?！泵媾R的“水土不服”問題。

同時，需要強調的是，新時期企業“出?！币又匾曉诋數芈男泻统袚髽I社會責任。應該認識到，企業“出?！北举|上是逐利的，但在逐利的過程中要尊重當地的法規、文化和生活方式，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切實踐行ESG理念。具體實施上，要多雇傭當地員工，加強對人的關懷；要關注所在地環境、消費者及社會發展需求，樹立良好的公共形象；還要與當地政府、員工、消費者及社區建立良好關系。

出海企業做好本地化工作，在盈利的同時惠及當地，對于構建企業和其所代表國家的良好品牌形象是一件意義重大且長遠的工作。

近年來，在各方推動下，中資企業主動履行海外社會責任的意識有了明顯提升，一些中資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在海外社會責任實踐上作出了很多探索與創新。不過，與西方大型跨國公司相比，絕大多數中資企業“走出去”的時間還不長，與國外公民社會以及非政府組織打交道的經驗尚不豐富，面臨履責意識及實踐缺乏、國際標準過高、監管體系不健全、制度文化環境差異較大及正面宣傳不足等問題和挑戰。

我們需要發揮多層次多方面力量，幫助出海企業更好地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Q10. 還有什么和中國企業全球化相關的問題，是前述沒有涉及或展開，但你覺得很重要的？

王輝耀：“中國企業全球化”是一個重大話題，許多細節上的問題都非常值得討論，許多情況也都在快速變化發展的過程中，需要我們與時俱進用全球視野、辯證思維去分析和評估。

例如，在全球地緣政治大變局與國際秩序重構期，企業“走出去”面臨更加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近年來美西方對華遏制加劇，包括加征關稅、實施針對性制裁等，以及受疫情等因素影響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加速調整，許多中國企業被迫提前“出?！?，提升了應對復雜情況的應變能力，也為所在國增加了就業和收入。

中央領導同志多次強調：“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雙循環’不是要閉關鎖國”。這是我們把握經濟全球化、把握對外開放、把握企業全球化的根本遵循。

過去，許多企業安于國內大市場帶來的發展紅利，如今面對國內市場趨于飽和及“內卷”競爭等壓力不得不“走出去”，反而發現了許多新的商機。也就是說，中國企業“走出去”已是必選題，未必會水土不服，也可能絕處逢生、風生水起。

王輝耀簡介（由受訪者提供）：

全球化智庫（CCG）創始人兼理事長、國務院原參事、商務部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副會長、中國公共關系協會副會長、中國人才研究會國際人才專業委員會會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理事、清華大學全球勝任力發展指導中心顧問委員會成員；曾任國家經貿部（現商務部）國際經濟合作司官員、原聯合國移民署（IOM）顧問、世界銀行專家、SNC-Lavalin國際公司董事總經理、AMEC-Agra國際公司副總裁、加拿大魁北克駐香港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代表。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77級本科畢業，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和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攻讀博士研究生，獲得國際管理博士學位（PhD)；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高級研究員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客座研究員；多次應邀出席達沃斯論壇、慕尼黑安全會議、巴黎和平論壇、柏林外交論壇和Milken等國際著名論壇擔任演講嘉賓。

在全球化戰略、企業國際化、中美關系、人才發展、智庫研究等領域有豐富的研究，出版《全球化：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我向世界說中國》《海歸中國》《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等中英文著作近百部，并連續多年主編由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國際人才藍皮書》《中國企業全球化報告》、國際知名出版社Springer-Nature出版的《The Ebb and Flow of Globalization》《China and Globalization》系列英文著作，及有關中英文專業和評論文章數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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