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高級別”新智庫 欲建大國經濟軟實力
“當中國越來越被推上世界的舞臺時，中國猛然發現，自己對外面的世界并不是那么了解，所以迫切希望得到智力支持?！?/blockquote>責任編輯：鄧瑾 助理編輯 溫翠玲
越來越被推上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試圖通過組建一個游刃于官方、企業和學界的高級別智庫在國際舞臺上發聲，以塑造中國軟實力，并爭奪國際話語權
71歲的中國前副總理曾培炎領軍新智庫 圖/CFP
高級智庫誕生
本周一，在離中南海西門不遠的一個院子里，一位外交部官員正在和魏建國確認這幾天的會面時間表，名單中包括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劍閣和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
讓他們走在一起的是一個希望躋身國際一流的中國新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簡稱國經中心）。
魏建國，商務部前副部長，現在的身份是國經中心秘書長。李和姜都是該中心的常務理事。
他們要討論的就是國經中心計劃在6月份舉辦的第一個大型活動：全球智庫峰會，其議題是全球經濟危機以及應對。
3月20日，這個在美國金融危機后醞釀并迅速組建的智庫在北京宣布成立，其最引人注目之處就是一個由122人組成的跨經濟、學術、外交和政府高層官員的超豪華領導陣容，其理事長是前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副理事長和理事則囊括了一批高級別官員、大央企和金融機構負責人，以及國際知名的中國經濟學家，其中在職官員包括國資委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國家發改委兩個副主任，財政部、工信部、環保部各一名副部長。
這個智庫一問世，即被外界稱作“中國最高級別智庫”。“中國對智庫的關注從來都沒有這么熱過！”清華－布魯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說。上周他剛剛對國經中心進行了一次兩個多小時的演講，介紹全球最重要的智庫之一布魯金斯學會的運作方式。
請他講同一話題的還包括其他好幾家研究機構及政府部門。而作為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和經濟學家的肖耿，以前的演講和討論話題幾乎無一例外都是中國的經濟和公共政策。“當中國越來越被推上世界的舞臺時，中國猛然發現，自己對外面的世界并不是那么了解，所以迫切希望得到智力支持。”肖耿說。
構建大國崛起之戰略共識
眼下這場百年不遇的經濟危機，正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和速度，推動著中國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
最新一個例證就是上個月的“G20倫敦峰會”，在國際上被很多人解讀為“G2峰會”，認為現在能拯救世界的就是美國和中國兩個國家。盡管中國政府非常冷靜地看待自己的實力，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場危機似乎讓中國這個世界舞臺的“新星”一下子成為了主角之一。
新角色意味著新擔當。
如何盡快走出經濟危機，“全球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中國”，因此，“成立國經中心，是中國走向世界的要求，肩負著時代的重托。”理事長曾培炎在國經中心成立大會上說。
“當前，配合政府之間的國際經濟對話，引領和整合國內智庫參與國際交流，對我國來說顯得尤為重要，這也是增強我國經濟軟實力的重要途徑之一。”曾培炎說。
既然誕生于危機之際，國經中心今年的研究焦點自然就是經濟危機及其應對。
國經中心常務副理事長,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國經中心今年將研究的第一個課題就是全球經濟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第二個課題是全球經濟危機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以及中國經濟如何實現平穩較快增長，包括招商引資、外貿出口政策如何相機而動等。
而對這兩大問題，國內經濟學屆和研究機構一直存在深刻分歧。而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部門利益也滲透到隸屬不同部委的研究機構。對中國經濟一系列重大問題缺乏共識，甚至出現完全相反的判斷和主張，在中國經濟界似乎已是常態。
其代表性事件就是，去年年底，余永定帶領的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和周其仁領導的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首次以官方和民間兩大智囊機構的身份，對政府的4萬億刺激內需政策提出質疑。
在那次會議上，這兩大智庫對當下的幾大熱點問題，比如中國經濟危機到底更多的是因為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還是緣于自身的緊縮貨幣政策轉身太慢；為了保就業保增長而補貼出口，到底能否拯救中國；中國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否安全等，都提出了和官方不一樣的解釋和政策建議。他們邀請了包括本報在內的幾家媒體，希望多方位影響決策。
隨著危機的深入，越來越多的戰略問題亟待謀求共識，比如在這一輪的國際金融新秩序的改革過程中，中國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現在是不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最佳時機，現在是不是中國在海外收購資產的最佳時機，如果是，又該如何應對全球保護主義的抬頭等。
這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問題，也是包括國經中心在內的中國智庫需要回答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在大海上，不缺劃槳的，不缺掌舵的，缺的就是那個爬到桅桿最高的地方，拿著望遠鏡看的人。”魏建國說。
此外，未來全球化發展、中國能源和糧食安全、氣候變暖、中國和美日俄印的經濟和戰略關系，以及各國政府決策機制及智庫在政府經濟決策中的作用等，都是該中心今年的研究重點。
研究已經緊鑼密鼓地在進行。
在國經中心成立后的第五天，記者在中南海的辦公室見到鄭新立時，他剛從理事長曾培炎那兒回來。一到辦公室，鄭馬上招呼中央政策研究室負責國資等幾位研究人員回來加班，那時已經過了下班時間，其中一位研究人員已經快到家了。
國家公關新渠道
走上舞臺中央的另一個代價，就是大家對你的議論也更多，其中也不乏由于不知內情甚至惡意的誤導。
近些年來，有關“中國威脅論”的言論轉到了能源、糧食、環境和食品安全等領域，譬如正是中國的消費直接推高了上一輪國際能源和糧食價格的走高等，這種觀點曾大行其道，其背后也有一些重要國際智庫的研究支撐。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在經過國際媒體的廣泛報道后深入人心。
而中國在國際上為自己辯護的人通常都是官員。但在西方看來，官員的辯護并不足信。“中國改革開放30年，其間對國際智庫之間的較量有所忽視。”鄭新立承認。
他對本報記者說，在國際幾十年的對外交往中，中國已經逐漸意識到，中國缺乏一個除了政府、政黨和議會之外的與國際智庫之間溝通和較量的渠道。而發達國家的民間智庫具有相當大的社會能量，與政界有著密切聯系，他們的身份在政府要員與研究人員之間不斷變換（所謂“旋轉門”機制），他們的研究報告主要為政府和企業服務，其觀點也直接影響政府的決策。
所以，國經中心成立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打造一個與國外溝通合作的平臺，“針對共同關心的國際經濟問題做深入研究、開展討論、擴大共識”。“同時也可以針對國內外輿論中對中國經濟關注的焦點和澄清被誤解扭曲的問題，提供一個合理的溝通途徑。”鄭新立說。
這也意味著，中國從此將形成一種新的國家公關渠道。
布魯金斯經驗
就在中國智庫醞釀著走上國際的時候，國際著名智庫早已在中國扎根。全球著名智庫布魯金斯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就是這樣一個機構。該中心在清華大學設立了一個常設機構清華-布魯金斯中心。成立3年來，他們為中國高層所做的研究報告包括中國的匯率、金融改革，醫療改革、中美能源戰略等，他們還曾幫上海市政府完成了關于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10點建議。
清華-布魯金斯中心還邀請了眾多美國的資深對華外交官、官員以及著名的學者來訪，和中國官員、學者就中美之間的重要戰略問題進行閉門或不閉門的圓桌論壇。
僅舉一例。
去年5月，正當奧運火炬傳遞在一些西方國家受阻，國際社會都把目光聚焦在中國身上的時候，時任布魯金斯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的貝德來華，他不僅參加了布魯金斯的一個學術研討會，在清華大學作了一個關于中國該如何理解美國不同聲音的演講，還和有關政府官員開了幾次關于西藏事務的閉門會議。
在當時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時，貝德透露，在這些閉門會晤中他一直在向中國有關官員建議：北京應該和達賴喇嘛的代表重新對話。巧合的是，就在貝德離開北京后不過幾天，中國政府就宣布了重啟對話的決定。
沒過多久，旋轉門機制再次在貝德身上發生。作為美國一位資深的熟悉中國事務的外交官，他出任奧巴馬亞洲事務主任，就美中關系的戰略發展向奧巴馬出謀劃策。貝德也是美國新一任駐華大使的熱門人選。
貝德自稱是“中國的好朋友”，在中美兩國都人脈深厚，他向中國解釋美國，向美國解釋中國，并影響著兩國政府相關的決策。
而中國智庫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遠不可同日而語，這不僅表現在能否推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報告，更體現在人脈的積累上，特別是與國外政府、國會以及智庫等的人脈積累上。“在全球化進程中，中國思想庫缺乏在國際舞臺上的聲音，這將嚴重影響到中國軟實力的構建和國際話語權。”去年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做了一年訪問研究員的王莉麗說。
被寄予厚望的新智庫到底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等一些國家常設性的智囊有什么區別，目前尚不得知。不過懷疑者不乏其人。有學者稱，就世界范圍看，高級智庫之“高”不在級別，關鍵是看貢獻了怎樣的“高見”。
另有專家指出，新智庫雖然陣容豪華，但組織松散。“現在猜測都沒有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智庫人員說，“一切都要看將來新智庫能參與國家哪些重大決策，參與到什么程度，能發揮多大作用，和其他部委的關系到底怎樣。”
他估計新智庫可能更多是通過會議和研討形式，針對熱點問題提出決策建議，而不是做系統研究和系統論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