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突發災害，要培育民間社會的韌性

有句話叫“多難興邦”，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災難面前，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共同體意識會被喚醒，也許在某一個瞬間，平時只關心周圍親朋好友的人們，會把目光投向遠方，并認為遠方的災難與自己有關。當許多人都有這種意識，社會便不再是一盤散沙。

這也是為什么2008年5月的汶川地震成為了中國現代公益的起點，在那之后，民間社會的志愿熱情達到一個高峰，從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到企業家群體，各類行動者從四面八方涌入，各式公益機構、社會組織、災害救援隊也如雨后春筍般應運而生，出現學界所謂的“現代公益慈善的涌現現象”。

民間社會的韌性非一蹴而就

以民間公益的方式來回應公眾普遍關注的突發災害，其背后有一個重要的假設：即面對不期而至的災害，我們并非無能為力，一群普通人也可以通過相互連接，做出有效的行動，回應突發災害所產生的社會問題。也就是說，民間社會的韌性是可以被發展出來的，而且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這個假設的大方向是沒錯，但是民間社會的韌性也不是從來就有，或者可以一蹴而就的。公民與企業的志愿熱情得在一次又一次響應災害的過程中，在一次又一次反思和創新中尋找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在汶川地震之后的幾年里，民間社會出現了一個“到災區去”的小高潮，其中一個副作用就是導致救援道路堵塞，在某種程度上反而降低了救援的效率。

但是，應該怎么看待這樣“民間救援不力”現象呢？筆者認為，首先，我們要意識到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發展階段，不能一出問題，就否定其作用；其次，社會力量在參與救災時，自身的定位很重要，處理好政社關系也很重要。同時，要采取更聰明的、更有技術含量的策略。

災害面前，民間援助如何發揮優勢

一直有個說法：在應對重大突發災害時，政府是主力，民間是補充。這個說法是不錯的，但應該說得更精細一點，首先要明確，民間公益對災區的援助，是一個關鍵的補充，而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補丁，這意味著民間公益的組織者要看到政府救援所覆蓋不到的地方，并結合自身優勢給出解決方案。同時，民間公益不僅要考慮與政府的錯位，也應該考慮如何與市場形成相互補位。

現在是一個可以網購的數字時代，設想一下，如果網絡和交通正常，受災群眾可以通過網購獲得生活物資，或者當地小賣部可以順利進貨，那民間公益的援助還有什么優勢呢？就完全沒必要跟當地的商店搶生意。公益和市場相互補位的原則是，市場能做的，公益就不應跟市場去搶。因為對于受災群眾獲取物資來說，市場是比公益援助更好的方式。

但我們也知道，當大災發生的時候，市場有一個恢復的過程，民間公益的救援物資有時候確實可以比市場更快一些，尤其是一些沒有太大商業價值的物資，比如嬰兒的紙尿褲，一些小眾的藥物，脆弱人群的特殊需求等。當然，這些在市場完全恢復之后，肯定也是市場主導的，但在正常的供應鏈恢復之前，公益捐贈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救援創新，回應個性化需求

新的、數字化的捐贈產品也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比如某互聯網企業基金會在京津冀水災和積石山地震災區推出的“數字消費券”項目。當時，災區里，尤其在災情安置階段，被轉移到安置區的新生兒家庭對奶粉、尿不濕等物資需求很高，但每個嬰兒使用的品牌、規格不同，傳統統一采購的模式很難照顧到人們的個性化需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該企業基金會聯合愛德基金會給新生兒家長發放了一批“寶寶券”，在刷臉認證后，200元“寶寶券”可用于在當地購買奶粉、尿不濕、衣服鞋帽等物品。

這樣的捐贈方式既可以保證當地居民的生計，同時也能激活當地的經濟生態。與之相反的情況是，過去很多備受關注的災區，在大量同質性捐贈物資涌入后，部分生活用品幾年都用不完，當地的小賣部、小超市沒了生意，紛紛倒閉，反而破壞了當地的經濟生態。

很多專家預測，目前全球氣候變化已經越過了一個臨界點，我們有可能會從一個氣候比較穩定的時期，走向一個氣候不那么穩定的時期，各種極端天氣的頻率有可能會加大，強度有可能會增加，如果是這樣的話，民間社會的守望相助更顯重要。政府的救災能力也有邊界，培育民間社會的韌性，創新民間救援的方法，讓信息流通起來，這些都格外重要。

? （作者黎宇琳系“共益資本論”主理人、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智庫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