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官場余震未了

從楊湘洪外逃到“私分”安置房曝光

■檢察部門發現楊湘洪妻子游捷個人銀行卡進出現金8000余萬；

■在與楊關系密切的某企業家的筆記本中，記載有該企業與多名官員的“往來”，溫州市經濟開發區主任戴國森因此被雙規；

■楊湘洪妻子游捷被捕前正供職于負責“剩余”安置房銷售的舊城改建指揮部開發處。溫州市舊城改建指揮部否認“楊湘洪海外舉報”一說

滯留海外半年后，楊湘洪再成溫州官場熱詞。

3月31日，楊湘洪留在國內的妻子、原溫州市舊城改建指揮部開發處干部游捷，因涉嫌經濟犯罪遭浙江省檢察院執行逮捕。游捷落馬后，旋即傳出多位溫州政商人士遭紀委約談。

溫州市紀委向本報記者證實，由游捷案連帶查出溫州市經濟開發區主任戴國森等官員的經濟問題，而后者已被雙規。據了解，戴國森與楊湘洪均出身溫州冶金系統企業，“是一個小圈子的老相識”。

上述案子的突破口均來自于與楊湘洪關系密切的某企業家，在其隨身攜帶的筆記本里，辦案人員發現了該企業與包括游捷和戴國森在內的多名官員的來往記錄。

隨后，4月1日，風聲鶴唳中，一個網絡帖子再度將溫州官場推向更暴烈的風口浪尖。

網帖指溫州市數十個政府部門的高官在舊城改建指揮部的配合下，以極低價格“私分”本該屬于拆遷戶的安置房，其中不乏多位市相關部門的一把手。溫州市副市長、政協副主席、檢察院副檢察長等多位官員亦在其中。

兩起事件各自獨立、卻又都似乎和楊湘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前者直接涉及楊湘洪的腐敗，后者的矛頭朝向楊以外的官員、又從楊妻游捷任職的部門泄出。有關楊湘洪在海外幕后操縱、“對政敵反戈一擊”的傳言在坊間一時傳播。

4月13日，溫州市委市政府發布有關“安置門”處理意見，將事件定性為“未按規定程序審批，擅自以暫定價銷售，違反市政府有關規定”；并將由“市紀委牽頭成立專門的工作組對該事件進行查處”。

在“剩余安置房”以超低價賣給官員時，鹿城區仍未被安置的拆遷戶比比皆是　本報資料圖片

溫州官場余震未了　本報資料圖

余震未了

檢察部門發現楊妻游捷個人銀行卡進出現金8000多萬元，有重大受賄嫌疑；在與楊湘洪關系密切的某企業家的筆記本中，辦案人員發現該企業與多名官員間的“往來”，其中不乏一些反常的“數字”。

“我們一直沒有放棄對楊湘洪案的追查，查游捷就是為了查楊湘洪。”3月31日，浙江省檢察院相關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

先有前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數年前出逃美國，后有前溫州市委常委、鹿城區委書記楊湘洪滯留歐洲，同屬副廳級的溫州“二楊”雙雙上演出逃海外的鬧劇，一度令高層震怒。

今年3月初，浙江省委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楊湘洪案專門定性，“這么下決心的不歸”，“從我們一般的常理上來分析判斷他應該是有錯誤的，如果是沒有一些重大的問題，他不至于”“背叛了祖國背叛了國家”。“中紀委、浙江省委對楊湘洪案高度關注，紀檢部門派出的調查組一直沒有停止工作。”浙江省檢察院人士證實說，“我們一直沒有放松對楊湘洪案的監控。”

3月31日，浙江省檢察院證實，楊湘洪的妻子、原溫州舊城改建指揮部開發處干部游捷已被浙江省檢察院執行逮捕。“紀檢部門在偵查中發現，游捷在2007年間涉嫌以炒股等方式接受企業數十萬元的賄款。檢察部門還發現游捷個人銀行卡進出現金8000多萬元，存在重大受賄嫌疑。”

這正與此間官場高層流傳的版本彼此驗證。浙江紀檢部門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游捷確是在向海外匯款時遭銀監部門監控而引發注意，“但數字只有幾百萬，沒有一些媒體說的2000萬那么多”。

偵查工作最終是從一個小缺口打開的。這位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進一步講述了有關細節。“我們接到銀監部門的通報，發現她給法國的女兒打了這筆巨款。這么多錢，肯定不可能是她自己的。”游捷旋遭控制，被要求“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內”說明錢的來源。“她沒有承認是自己受賄所得，只說錢是替在海外做生意的女婿借的。”借錢的“朋友”，正是溫州鹿城區某知名的集團公司女企業家。

這位在鞋業和房地產業均有大手筆投資的女企業家，在溫州政商兩界頗具影響力。“很多事情，市里領導都很買她面子。”溫州當地媒體人士舉例說，2005年，這位女企業家曾被盛傳在廣東與幾位富婆開房集體淫亂。在她的要求下，溫州市和鹿城區兩級人大常委會專門派出數人專程去廣東實地調查，予以辟謠。

這名女企業家很快被紀委談話、要求配合調查，隨后，女企業家的兒子夫婦亦遭傳喚，隨后三人在配合調查后均被釋放。

在女企業家兒媳婦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中，辦案人員發現了秘密。紀檢部門的知情人士證實，這個筆記本上記載了該集團與多名官員間的往來，其中不乏一些反常的“數字”。

筆記本記載的秘密顯示：2007年中國股市最熱時，游捷和溫州市經濟開發區主任戴國森等人，曾將金額不菲的款項交予這名女老板“代為炒股”，他們按月獲得炒股的“收益”。

辦案人員很快發現了異常，股市風云變幻，國內股指更曾一度出現暴跌。奇怪的是，這名“代為炒股”的女老板卻仿如股神巴菲特化身，每月準時地供給二人炒股“收益”。

戴國森隨后遭到傳喚。“當天上午找他談的話，下午三點不到就抄了家。”了解內情的人士認為，這說明紀檢部門對戴案掌握的材料甚是充分。“在他家中的確抄出了諸如LV包和冬蟲夏草等奢侈品，但沒有網絡傳聞的60個和20多斤那么多。”“在建設土地極為緊張的溫州、當了經濟開發區9年的土地爺，又經常高調和企業家出入高檔場所，他不出事還好，一出事，確定的數額決不會在少數。”與戴曾有過接觸的企業家評論說。

今年53歲的戴國森，與楊湘洪交情不錯。在上世紀80年代末擔任溫州團市委副書記時便因賭博犯事，但“不知為何，卻沒有降職”。1990年至1993年間，戴擔任溫州冶煉廠副廠長期間，便與當時尚在溫州冶金廠工作的楊湘洪相識。“兩人同屬冶金系統歷練過的年輕干部，難免會有共同話語”。

知情人士證實，戴國森落馬后，一位楊湘洪身邊的朋友向其透露，楊至少不止一次曾為其親近的某企業土地問題向戴說項，“楊的圈子很小，能讓他開口的并不多。”

4月13日下午，溫州市紀委常委羅宏圖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證實了戴國森被雙規的消息。他并承認，溫州市外經貿局一位副局長因與戴案有涉亦遭雙規。但他拒絕透露更多的案件詳情，“本周四，市委常委會討論后也許會發布有關戴國森的消息”。

他同時否認了坊間所言的“有國稅局和房管局的副局長”被雙規的消息，“沒有聽說。”

溫州市紀委相關人士并透露，按照戴國森的行政級別，他本應由溫州市紀委負責偵查，但此次辦案，實際主要由省紀委負責，“我們紀檢一室的人主要是配合”。

這源于此前楊湘洪因有人為其通風報信而滯留海外的傳言，“主要為了預防再發生通風報信的事”。

“舉報者”楊湘洪？

楊湘洪妻子游捷被捕前正供職于負責“剩余”安置房銷售的舊城改建指揮部開發處，現身網絡的安置房名單“游捷肯定經手”；但楊湘洪的妹妹、房管局干部楊曉紅同樣出現在這份名單中。

4月8日，網絡論壇“凱迪社區”出現帖子，舉報溫州大批官員在溫州市舊城改建指揮部的安排下，以超低價私分安置房一事。這些總面積23700平方米的內部購房名單中，列明了購房人的姓名、職務、地段、樓盤、面積、房號等，涉及市政府、人大、發改委、公安局、房管局、安居指揮所等當地政府部門領導。

人們發現，雖然剛剛被捕的楊妻游捷供職的指揮部開發處正是2008年9月前一直負責“剩余”安置房銷售的部門，但名單中卻意外地沒有出現楊湘洪和妻子游捷的名字。

而這份名單“游捷肯定經手”，坊間因此流傳是楊湘洪在游捷被捕后作困獸之斗的結果。

但這一猜疑遭到了舊城改建指揮部新聞發言人金佩靜處長的堅決否認，溫州市委市政府4月13日凌晨近1點發表的聲明亦側面否認了這一點。

了解發帖者內幕的知情者向南方周末記者舉例說，這份名單，并非如外界所傳那么絕密，“經手人的很多，舊城改建指揮部文印室的人和秘書，市政府相關的其他部門人員，人數都不少”。他并證實，沿著這樣的思路，“安置門”事件后，這些人員都曾遭到“組織上的個別談話”，“文件到底是不是從他們這漏出去的，有沒有政治目的”。“實際上這也根本不可能是楊湘洪方所發。”當地媒體人士確認，名單出現的房管局干部楊曉紅，正是楊湘洪的妹妹。而在媒體曝光當天即“申請年休假”避開輿論風暴的楊曉紅，所拿的正是面積最多的329.3平方米套房，按所謂“8000元”的暫定價，當時的總價就有264萬，而現在的市值早已超過600萬。

“楊湘洪滯留后，溫州官員間的猜忌日益加深。這不過是發帖人想借游捷落馬的機會，渾水摸魚。”知情者解釋動機說，“企業和企業、官員和官員、官商之間，大家都想借這個機會，好好整整自己的競爭對手和敵人。”

這樣的動機似乎將被越來越多的網絡舉報帖所證實。

4月14日，亦曾現身與“安置門”名單中的主角之一，前溫州市委副書記、紀委書記陳艾華的丈夫、原溫州市工商局長潘忠樂，被曝作為股東參加浙江特福隆集團的股東會議。潘在股東會議留下自己的簽名和手機號碼的記錄單亦被公之于眾。

還有舉報者表示，他手上掌握一份錄音，可證明當時浙江特福隆公司董事長黃麗娜曾親口說過，潘和另一名官員都曾是其公司股東，“她說潘是小股東，有1%的股份”。

4月14日，浙江特福隆公司董事長黃麗娜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否認說，潘當時只是作為公司邀請的注冊方面的專家列席會議，“他不是我們的股東”。

但舉報者通過中間人表示，他將可能在稍后選擇向南方周末等媒體提供這份錄音。

南方周末記者曾遍詢此名單上的所有官員，官員們卻彼此心照不宣般地關掉手機，選擇了集體沉默。

從“外逃門”到“安置門”

年輕公務員們自嘲“我們都是門外漢，還沒資格做門內人”；從“外逃門”到“安置門”，“這是集體信譽的淪陷”。

“這確實是指揮部文件，表格內容也屬實”，溫州舊城改建指揮部國有資產管理處處長金佩靜確認。作為溫州市政府新聞辦指定的唯一新聞發言人，他一遍又一遍地向海水般涌來的記者們重復著這些話。“這些房子的出售過程沒有任何問題，因為房子是2005年時開始銷售出去的，價格是暫定價”，金不斷重申。但他對于暫定價的核定過程、官員們如何得知購房信息等核心的問題，則以同樣的一句話打發，“我2008年9月才調過來，過去的情況不太清楚”。

“溫州市鹿城區大南門、信河街拆遷戶拆遷了3到10年未安置的比比皆是”，官員們卻在“私分”“面積最大”“戶型最好”的房子后，遲遲未見正面回應。憤怒因此席卷溫州民間。

4月10日，溫州鹿城區大南門等處迄今仍未被安置的拆遷戶，集體來到鹿城區政府門口，高聲表達自己的抗議。而此時，在溫州繁華的公園路等處，“拆遷九年，還我店面”等標語則早已屹立多年。

在溫州市府大院里，有關“安置門”的討論也已成了大家茶余飯后的“秘密話題”。沒有資格享受“剩余安置房”的年輕公務員們一邊打聽網絡公布的最新進展，一邊互相揶揄，“我們都是門外漢，還沒資格做門內人”。

“門外漢”們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安置房的優渥待遇并非人人能有資格分享。

安置房掌握在舊城改建指揮部手里，除了他們內部的職工，“只有處級以上的干部才有可能享受此待遇。”而這些官員中，又要憑借各自的資源、能力各自努力，才能獲得不同類別的安置房。南方周末記者認識的一名溫州市正處級干部就抱怨，因為路子不寬，他僅獲得了“不到”140平方的公寓，“戶型、采光都很差”。

知情者透露，舊城改建指揮部的操作手法其實很簡單，“先在拆遷戶挑選前預留好戶型好的房子，部分給自己機關的工作人員，其它的則供給市里各相關部門，搞好關系，求個平安。”

在一項網友對獲利前十的排名中，工商局、公安局、紀委等要害部門的領導干部均赫然在列。

“名義上，這些房子是拆遷戶挑剩下的‘剩余房’，實際上，它們都是預留好的，拆遷戶根本看不到。”

留好房子后，指揮部通過自己指定的價格評估機構作出一個有利自己的“暫定價”，“領導們”可以以極低價格購買自住。

如果有人想套現，方法亦如“炒樓花”般簡單，“購房者付幾萬元訂金后，再找下家出錢買房，自己賺差價”，“或者購房者以低價假賣給下家，下家以市場價套現后，所拿差價按比例分成，批房領導拿最多，剩下的二者均分”。

部分有能量的企業主也進入了“安置門”名單之列。網絡爆料說，浙江特福隆集團的企業主黃麗娜和陳永坤也各購有一套房，兩人面積分別是329.3平方和265.79平方。

4月14日，黃麗娜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直言不諱地承認，她和陳永坤的確用“一次性付清”的方式購買了房子，那是因為她和舊城改建指揮部的人很熟，“我們公司就在指揮部附近，指揮部有時做工程，經常要借我們的東西”，有買房子的機會，她當然不能錯過。

4月13日凌晨1點，溫州市委市政府在經過前日徹夜的“專題研究”后，終于以“溫州市紀委、監察局”接受溫州網采訪的方式，發布了一則有關“安置門”的最新處理意見。

意見先將事件定性為“舊城改建指揮部未按規定程序審批，擅自將拆遷安置房剩余房源以暫定價進行銷售，違反了市政府有關規定”，隨后宣布，將由“市紀委牽頭成立專門的工作小組對該事件進行查處”。同時，“由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委托兩家具有一級資質的房屋中介評估機構(非溫州地區)，將舊城改建指揮部以暫定價出售的有關剩余房源逐套按當時市場價進行評估審定”。

“初步意見”沒有對名單中涉及到的官員進行否認。

“我們也是剛剛接到消息，工作小組還在抽調人員，還未組成。”4月14日下午，溫州市紀委副書記、監察局長殷樂人在面對南方周末記者一邊匆匆跑進電梯，一邊回答說。

“我們本來想建議以市政府接受采訪的名義公布，但市委也許考慮到市政府相關各部門在事件中涉及太多的緣故，最終決定讓我們紀委牽頭。”溫州市紀委的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但拆遷戶們對負責監督的紀委亦喪失了信任，他們以“潘忠樂”的例子抱怨說，“前紀委書記老公的問題，他們能調查嗎？現任常委、副市長的問題，他們能調查么？”“市發改委主任黃河就在購房名單里，他們指定的評估機構能公正么？”

從楊湘洪外逃到“安置門”，“這是集體信譽的淪陷”。在當地論壇上，網民如此哀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