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打量民族企業家——專訪雜文家鄢烈山
正因為那些人有濟世情懷，所以能夠善待工人，能夠做慈善事業，能夠去做教育，也不會搞假冒偽劣產品搞得這么厲害。
今年年初，一段窄窄的鐵軌讓雜文家鄢烈山感慨不已。
那是在云南省紅河州個舊市。在參觀“個（個舊）碧（碧色寨）臨（臨安，今名建水）屏（石屏）鐵路公司舊址”時，他發現這里的鐵軌格外與眾不同——窄，比標準鐵軌窄，甚至比閻錫山在山西的窄軌都要窄。這是因為當年商紳集資修建，是為云南爭權益，也是為中國爭權益，修成“寸軌”不僅是為了因地制宜節省成本，更是為了不讓當時在越南殖民的法國人的滇越鐵路公司染指中國。
他感慨：這樣的地方應該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呀，但它不是。
鄢烈山想到了歷史上的那些民族企業家，他感嘆至今宜昌都沒有一塊粗糙的紀念碑來紀念盧作孚，來紀念那場驚心動魄的“中國敦刻爾克”——宜昌大撤退。
在他看來，歷史上的民族工商業者的歷史地位需要重新審視，他們的身上有若干精神財富需要我們今天借鑒：不恥從商，“實業救國”，做改良社會的理想主義者；不恥言利，在商言商，理直氣壯爭經濟自由；共生共贏，勞資兩利，明智處理己與人、近利與遠功的關系；支持法治，反對專制和暴力，支持民主憲政；重視人才養育，致力發展文化教育和科研；創新取勝，在科技研發和管理制度的改進上永不松懈。
那個時候是軍閥混戰，其實比管制好
人物周刊：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重新審視民族資產階級這個概念的？
鄢烈山：我是寫雜文的，有一種問題意識，就是對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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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老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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