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為何不與沒禮貌的發小絕交？談談春秋禮崩樂壞與早期儒道關系

《論語·憲問》：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遜）弟（悌）,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币哉冗灯涿?。

原壤，是一個放任于倫常禮樂之外的狂士，也是孔子從小的玩伴，而且兩人之間保持了幾十年的相處關系。

《禮記·檀弓下》記載，原壤是孔子的發小，他母親去世后，孔子幫他制作棺外的槨室，他一點也不悲傷，還登上母親的壽材，高歌“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嘲笑孔子的手“卷卷然而柔弱”（孔穎達的疏解），說孔子的手像女人。弟子們都覺得原壤太過分，要求與之絕交。但孔子卻認為，既然是發小故人，如果沒有大奸大惡，也沒必要絕交，由他去吧。由此可知，孔子以一種友諒忠恕的寬厚態度來面對這位故人，而原壤卻完全不拿倫常禮儀當回事。

這次，孔子又遇到原壤裝瘋。他見孔子來了，便立馬擺出一個最沒禮貌的“夷俟”姿態來迎接。夷俟即蹲踞、箕踞。

考古學家李濟先生根據考古資料談到，在殷墟出土的石質人像，蹲踞、箕踞的遠比正規跪坐為多。這表明在殷商時期，無論是神是人，平民或貴族，都習慣于夷俟的坐姿。

認為箕踞為不恭敬之態，是一種周人的觀念。從周人那里發展出的公共正式場合坐姿禮儀認為，只有跪地而坐，雙手恭敬地放在膝蓋上，才是一種禮貌（李濟：《跪坐、蹲踞與箕踞：殷墟石刻研究之一》，自 張光直主編：《李濟文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3—496頁）。

殷墟石刻的夷俟人像，可見下圖：

殷墟出土之貴族夷俟形象

從石刻的頭飾、衣紋上王室、貴族專用的饕餮紋等材料來看，此人身份相當高。但殷人卻將這樣一位貴人表現為夷俟的形象，確實可知殷文化并不認為夷俟為失禮。從形象上也可知，古人席地而坐，為了舒服，有時便以雙手后撐，雙腿叉開，顯得頗為休閑隨意。有時，夷俟也未必是雙手撐地，也可放置于膝蓋之上，但雙腿仍是分開，如下圖：

重慶巫山麥沱漢墓發現之夷俟形象

這一漢代的夷俟形象，出土于墓葬之中（重慶市文化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縣文物管理所：《重慶巫山麥沱漢墓群發掘報告》，載《考古學報》1999年2期，第167頁）。

漢代時期，中國人仍保留了席地而坐的習俗，因此這一非正坐的姿態，也是對夷俟一類形象的描述。從這兩件席地而坐時期的材料，可知無論是否雙手撐地，夷俟的基本特征一定是雙腿分開。由于當時還未出現內衣（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105頁），遮羞實際上是靠下裙、帷裳。如果跪坐，將臀部壓在平直的腳跟之上，不但顯得有禮謙恭，最關鍵的是不會露羞。但如果雙腿分開，夷俟而坐，在沒有內衣的時代，則帶有羞辱對方的意味。所以荊軻刺殺秦王失敗，被砍傷后，便以這一姿勢面對秦王，表達其蔑視之情。賈誼在《治安策》中也描述秦國社會的女性“抱哺其子，與公并倨”，以這種坐姿和自己的公公并坐，全然不知禮儀廉恥，以此來說明秦國社會的敗壞。因此，禮貌的坐姿應是正坐。

從考古發掘中對殷墟大量人骨材料兩側足骨的研究表明，殷商時代居民男女兩性中因正坐形成的骨骼跪踞面出現頻率極高，這就表明“形成跪踞面的行為在殷商居民中是普遍存在的”（原海兵：《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綜合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5月，第88頁）。這就表明，殷商時代一般的民眾，平時也是席地正坐，正坐也是當時日常的社會習慣，因此大部分人的腳骨上會因長期正坐而形成“跪踞面”。如果再結合出土的貴族夷俟石刻形象，就表明殷商文化主要流行正坐，正坐是一種社會習慣。但殷人有時也夷俟，且并不將夷俟的姿勢視為非禮，因此才會表現貴族夷俟的形象。

如果原壤生活在更古老的商代，他的這一舉動，自然不會被孔子視為非禮。但孔子見他夷俟，就責備他無禮，孔子雖然是殷人后裔，卻服膺周道、周禮，所謂“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芍鬃訄猿至酥芏Y的標準，以此視之，原壤確實做得太沒分寸，完全是一種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心態，或者是想以此表達對已經沒落的禮樂之嘲諷戲謔。

見原壤如此，孔子只能說他老不死，還這么胡鬧。順手伸出手中的拐杖，輕微叩擊原壤分開的雙腿，意思是讓他坐端正了，保持一個正坐的姿勢。這一幕，是近似犬儒主義者的一位早期道家與儒者的小小交鋒。犬儒老頑童，不停胡鬧，以行為表達觀念，見儒者孔子來了，便故意叉開腿，夷俟而坐，屬于半開玩笑半嘲弄儒家的小鬧劇?？鬃优c他是發小，認為他雖然自放于倫常禮法之外，但只要還沒干特別跌破底線的事，也還不至于絕交。因此多年下來，大概也習慣了。

這次原壤胡鬧，孔子也便半幽默半糾錯地說，老不死的，快坐好了。這說明，盡管孔子不愿看破倫常，還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去努力捍衛社會的秩序與正義。但他也知道，這是不可為而為之，禮崩樂壞，好的秩序瓦解，越來越多的士人看破這一切，或是隱逸，或是裝瘋買傻。盡管選擇的道路不同，但他還不至于要動輒去“攻乎異端”，而是對這些人有某種程度的“理解之同情”。

原壤此種放任于倫常之外的心態與人格，很容易使人想起古典希臘城邦政治潰敗之后，在公民政治與公共生活殘破的廢墟上，那些各類形形色色、放任于禮法之外的古怪哲士們（陳恒：《希臘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243—295頁）。這也表明，以周公制禮作樂為代表創建起來高度發達的古典政治秩序正在快速走向崩潰，傳統的公共生活敗壞了，相當數量受過知識教育的精英在痛苦與失望中，要么選擇了逃避，躲入自己的心靈世界成為隱士，要么就玩世不恭，成為裝瘋賣傻類似于犬儒主義（Cynicism）的虛無之人。就連孔子的故人發小都是如此，也可見當時社會秩序的潰敗，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

這些脫離于禮法之外的隱者，與早期道家學派之間其實具有密切關系，而孔子其實和這些人之間其實存在著某種心靈默契，如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等禮法之外的方外隱士，也通過嘲諷孔子，并以《鳳歌》等內容來隱約地表達對孔子的建議，其實與原壤頗有相似之處。

某種意義上來說，孔子對這些自放于禮法之外的隱士，具有一些“理解之同情”，愿意聆聽他們發出的信息，但卻不能同意和接受他們的觀點。逃避、戲謔、嘲諷、隱藏，都可以得到理解，并且也具有某種觀念的批判性，但這些卻不能解決真正的現實問題。

?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