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是孫東東？

有司法局領導私下表示對孫的不以為然。“他不是主任醫師，更沒精神醫學方面的高級技術職稱”

直到2009年4月之前，孫東東都是樂于說話的。有記者在出租車上給他打電話，剛報了個單位，這位北京大學司法鑒定室的主任就回：有什么問題，問吧！

2006年，他說：“徐顯明完全不懂教育，那樣會毀掉中國高等教育的。”說的是時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評的是法大招生減少北京地區生源。

2007年，他說：“這件事既不能反映法律的缺失，也說明不了醫院和醫生有什么責任。”說的是當年年底引發極大爭議的丈夫不簽字致孕婦死亡一案。

2008年，他說：“目前我們國家市場銷售的奶粉絕大多數保險，三鹿的這次事件應該是意外事件，偶發的，不屬于群發事件……從目前來看政府處理這個問題上沒有什么疏漏。”當然，說話時是毒奶粉事件爆發之初。

2009年，他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偏執型精神障礙屬于需要強制的一類。”

出事了。

孫東東

2002年3月，北京南站附近“上訪村”某出租屋內一對上訪的夫婦

在中國，上訪者往往求告無門　圖/李曉斌

“知道你想要什么”

現在，孫東東的手機多數時候處于關機狀態（亦有人說，他向來是需要打電話時才開機），4月8日的晚上，終于撥通，電話那頭的他聽清來意，先是甩了一頂“炒作急先鋒”的帽子過來，爾后又用連串“要淡化”客氣地拒絕了采訪，最后還不忘說一句“謝謝”。

這部分反映了孫東東的表達方式，直而聰明。和他相熟的記者評價，這是一位非常好的采訪對象，不打官腔，思路清晰，最關鍵的是，“知道你想要什么”。

在某些場合，他也會向記者“發飆”。在某個關于醫患矛盾的研討會上，曾有記者發問時提及醫生收紅包問題，孫東東不待記者說完，直接打斷：最沒有資格說醫生收紅包的就是記者！醫生收紅包還得熬到年頭，也得是有本事才能收，你們記者年紀輕輕的，跑個會就能收紅包，你們有什么資格說醫生？

雜文家鄢烈山先生在總結孫東東言論時說，“你可以察覺他現在的邏輯只有一條是一貫的：強勢一方總是有理的，現行制度沒有什么要修正的。”一位孫東東的學生則說，其實，在飯桌上，孫東東說話的尺度還是挺大的，他會在學生面前毫不忌諱地批評某些領導。

在課堂上，他善打趣，或嘲笑北京某一條公交線路設計不合理，或調侃鄰校，他在北大開設一門通選課《心理衛生學概論》，也給法學院的研究生講《變態心理學》等課程，上過他課的北大學生多數稱好，評價其是一位優秀的教師。

“他講課非常非常幽默，講各種各樣的精神障礙案例，講時很冷靜，不太帶感情色彩，”一位北大法學院畢業生笑稱，“聽完他的課，我們人人都覺得自己‘有病’了。”她也確實從小就有看見車牌號就一定要記下來的“強迫癥”，孫東東指點她學會扔掉可無可有的東西，癥狀果然漸漸隱退。據此，這位女生為孫東東鳴不平：其實不只是老上訪戶，其實人人都可能有這樣那樣的精神障礙。

對于同樣的授課方式，也有學生表現出不習慣，一位男生就回憶說，他上課總愛絮絮叨叨，給人的感覺是，有職業病一樣，并且愛用他的專業角色看人，“好像別人都是精神病似的”。

在北大未名BBS上，孫東東并未像在外網一樣被罵聲所裹挾，一種聲音是，學者有言論自由，對上訪者的論斷僅僅是學術探討，沒必要立即安插到現實中去。

學者秋風則發表文章說，孫忘記了科學與公共政策之間的界限，一個人究竟是否擾亂了社會秩序，是否應當被強制，不是一個科學判斷的問題，而是一個公共判斷的問題，也即是一個法律或行政問題。“（如果）法律把某個群體當成反常人群來對待，違反正義的最基本原則。”

“對他的最深印象就是經常上電視”

孫東東自豪于自己的家庭，常對學生說他“生于中關村，長在科學院”，2006年《健康報》刊載對他的一篇專訪，稱他孩提時即與華羅庚、熊慶來、于光遠等科學家為鄰，“大師們的科學精神、嚴謹思維，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他，使他逐漸養成一種堅忍不拔的性格。”

1978年中國恢復高考，“對哲學最感興趣”的孫東東考取了北京醫學院（北京醫科大學前身，后并入北大）醫療系的精神病專業，他對《健康報》的記者說，一方面是國家需要這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則因為“精神病專業神秘而充滿誘惑”。不過，一位知情的北大老師說，孫東東考取的實際上是北京醫學院的分校，“北大和北大分校，你說差別有多大？”

畢業之后，孫東東在北京安定醫院當了5年醫生，“其間，他深深了解了精神病患者除遭受疾病的折磨，還要忍受來自社會各種壓力的巨大痛苦”，若干年后，這些臨床經驗成為他講課時豐富的材料。孫東東在安定醫院期間的同事、他的好友鄭毅評價說，孫對精神病人“很了解，也很理解”，不過鄭亦直言：你們媒體應該去上訪部門好好調研一下，看一下到底什么是“老上訪專業戶”，了解一下訪民的心理健康問題，“因為即使是精神病人，也有他的權利。”

對自己轉向法學，孫東東對《健康報》記者的解釋是，復雜的人際關系令他陷入研究成果的糾紛，他需要學習法律，給自己維權，而“充滿博愛、公平、人性等特點的法學，深深地感染和打動了他”，最終“水到渠成”地調入北大。

孫東東的研究專業衛生法學在北大法學院屬于較偏的分支學科，一位北大法學院的教授告訴記者，對他的言論，雖同事們也有不同看法，但現在不宜多說，而對于他這個人，也確實不了解，“對他的最深印象就是經常上電視”。

孫的身份極多。據網上流傳版本的不完全統計：北大法學院教授（北大法學院官網顯示是副教授）、北大司法鑒定室主任、司法精神醫學主任醫師、衛生部專家委員會委員（4月10日被衛生部發言人否認）、司法部全國司法鑒定人資格考核領導小組成員、中央臺主持人等。

前述北大老師說，孫東東的性格有點“人前瘋”，喜說大話，比如吹噓自己能直通中南海等，不過，孫東東口才之好，亦是有目共睹。孫東東常年輔導辯論，喜歡劍走偏鋒的隊員，語不驚人死不休。1999年，他作為當年國際大專辯論會的評委，點評被認為展現了“北大水準”。而他對外出宣講的任務，從不推辭，據稱其每次演講的場面都“非常壯觀”，譬如在廣東江門的演講，主管衛生工作的副市長親自前來聽課，坐了7個小時不說，會后發言竟總結歸納了27條意見。

此外，孫東東在高考咨詢方面也是“異?；鸨?rdquo;的專家，不但在電視臺主持報考指南的節目，他主編的《決勝高考》也再版印刷好幾次，發行量數以百萬計。

9篇論文

檢索中國期刊庫，輸入“北京大學 孫東東”，顯示結果為相關文章21篇，單獨搜索“孫東東”，并與前述結果核對，可得孫東東從1987年（他當年獲得法學學士學位）到2008年的文章發表情況：排除掉“第五屆全國司法精神病學學術會議在西安召開”這樣的通訊，他一共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9篇，其中的8篇發表于1999年以前。

2000年，山西上訪青年李綠松疑被割舌引發媒體報道，次年2月5日，孫東東所在的北大司法鑒定室接受媒體委托，出具司法鑒定書，得出與當地醫院和協和醫院不同的鑒定結果：李的舌頭確被割了一刀，孫同時對記者表示愿意去山西作證。

孫東東此舉被視作仗義執言，敢于挑戰權威，但時至今日，仍有當事人指責他“借了北大那塊牌子”，做出不負責任的鑒定，并由此“暴得大名”。參與了此案二審的律師周澤告訴記者，最后法院宣布媒體敗訴，事實上已游離案件本身，李綠松是否曾被割舌成了羅生門，因此雙方鑒定者都很難用道義的標準去衡量。

倒是有北大方面的相關人士說，孫東東后來的司法鑒定，所遭投訴不少，更有司法局領導私下表示對孫的不以為然。“他不是主任醫師，更沒有精神醫學方面的高級技術職稱。”該人士說。

采訪中，有幾位專家表示“北京大學”四個字本身的分量很重，它通常與“敢說話”和“較被信任”聯系在一起，也同時出現在對孫東東的評價上。不過北大六院黨委書記、中國疾控中心精神衛生研究中心主任黃悅勤說，公眾不必過于擔心孫的某句話會影響決策，“委托專家調研時，他也只有一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