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異質論”是如何影響美日貿易博弈的？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經濟史之再研究，近年來成為中文宏觀經濟研究領域的熱門話題。但在我們討論當代日本經濟的起落之時，萬不可忽略其背后的美國因素，畢竟從根本上說，日本走向“明治維新”，就是始自美國海軍準將佩里主導的“黑船來航”；日本在“華盛頓條約”之前的歷次賭國運成功，背后也離不開高橋是清等日本上層精英堅定“抱大腿”，在美進行戰爭融資的成功（這一過程詳述可見《日本的凱恩斯——高橋是清傳》一書）。若不是二戰結束之后美國與蘇聯從結盟迅速轉向對抗，日本的重建和高速發展，也不會如現實歷史中這般迅速。在第一次“友岸外包”時期，也就是“東西方兩大陣營”涇渭分明的幾十年間，朝鮮戰爭的“特需”使得日本的戰后重建得到了第一桶金，而越南戰爭中發明的集裝箱船舶運輸對全球海運模式的根本性重塑更使得日本的中高端制造業產品得以憑借低成本優勢大舉進入美國市場。

然而，冷戰末期美日間同盟利益逐步讓位于美國國內的政治需求，美國對日強硬派持續主導美日經貿和外交關系十余年，美國的戰略注意力也逐步轉向中東地區，其間又有中國“入世”對日本產業格局的巨大沖擊，導致了外需主導下日本經濟的大周期波動。

美國對日貿易政策逆轉是一個漸進過程

新近出版的《交鋒二十年：日本經濟奇跡終結前后的美國貿易思想、法案與實務》一書，作者約翰·昆克爾是澳大利亞政府在這一階段的貿易政策顧問，他從第三方的角度，提供了一個從美國國內政治變化來觀察美日貿易博弈的絕佳視角。盡管書中的內容限于里根政府任期開始到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中這20年時間，但卻清晰地描述了一幅美國對日認知變化的路線圖景。有意思的是，美日經濟政策最關鍵的轉折點《廣場協議》和《日美半導體協議》，恰好簽署于日美私交最好的兩位領導人中曾根康弘和里根任內，這大概也是歷史的一種嘲諷。

美國憲法在其初始設定中，將貿易政策劃入國會的立法范圍之中，因而美國的貿易政策體制在實際運行當中存在行政部門、國會和各利益相關方組成的游說聯盟之間的內部博弈。而美國政治機制中，又存在普遍的政商“旋轉門”現象，行政部門、立法機構和游說聯盟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彼此聯系高度緊密，“深層政府”的共識，成了推動政策轉向的最主要因素。大蕭條和戰后重建的歷史經驗，以及二戰后數十年間美國在各領域全方位的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