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紂王為何成為惡魔與暴政的代名詞？“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論語·子張》：“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處）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弊迂暿蔷⒅髁x者，一直向上看，自我期許也很高。他說的這段話，也帶有濃厚的精英主義色彩，要君子都向上流奮斗。

在周人和后世的敘事話語中，商紂王是邪惡與殘暴政治的代名詞。在漫長的歷史演繹過程中，這個歷史人物逐漸變成了一個符號象征，不再是一個具體的活人，而是“魔鬼”的代名詞。

焚燒玉器、牝雞司晨與酗酒的指控辨析

實際上，商紂王的很多行為，在殷周之交的時代，并非屬于喪心病狂的罪惡發作，而是被包裝的結果。例如，東周文獻中多次提到商紂王俎醢侯伯的行為，其實并非是他個體人格的殘暴，而僅僅屬于一種殷人政治文化的古老傳統（王暉：《自序》，《古文字與商周史》，中華書局，2003年，第10-11頁）。

他的很多行為，都可從殷人的宗教文化禮儀角度來獲得理解，如根據《史記·周本紀》記載，他戰敗自焚時，佩戴了大量的玉器。實際上，這種焚燒玉器的行為，便有古老的傳統，能夠追溯到文明起源前夜的良渚文化，那里有許多玉璧都遭受過焚燒（南京博物院、汪遵國：《良渚文化“玉殮葬”述略》，載《文物》1984年2期）。正如張光直先生所說，商紂佩戴玉自焚，與此種古老的傳統有密切關系（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二集》，北京三聯書店，1990年，第62頁）。

再比如，周人指責商紂“惟婦言是用”，而實際上，通過對甲骨卜辭的研究可知，殷文化中有貴女和重視母系的習俗，商代女性亦多參與政治活動。商紂之政謀及婦人，并非道德敗壞，而是習俗使然（王暉：《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5-391頁）。

至于酗酒的指控，則亦屬于殷文化的傳統而已。還有學者甚至認為，紂王的瘋狂行為，可能是因為商代晚期青銅器鉛含量可以高達百分之二十，導致慢性鉛中毒的妄想癥和狂躁，以及腦病或精神病等（童恩正：《酒與商代的滅亡》，載《歷史知識》1989年5期；朱彥民：《商代社會的文化與觀念》，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44-547頁）。

當然，紂王被符號化的情況，顯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