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現代的政治踐行者——專訪《蔣經國傳》作者陶涵教授

應該說，蔣經國是一個務實、心懷寬廣的政治家，他對公眾福祉的關心是真誠的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蔣氏家族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關于這個家族的書籍也汗牛充棟。在眾多描寫蔣經國傳記的書籍中，最為知名的當屬江南（劉宜良）先生和陶涵教授的著作。

根據目前得到的史料，人們普遍認為江南是因為發表了《蔣經國傳》而在美國被臺灣派去的特務暗殺。但平心而論，該書的學術價值并不很高，外界對于江南被暗殺的關注也遠遠超過他的著作。

陶涵（Jay Taylor）教授系美國資深外交官，上世紀60年代曾在臺北為美國提供政治分析和報告，中美建交后，他曾任職美國駐華大使館，此后任美國國務院情報處副處長，是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現為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

為完成《蔣經國傳》，陶涵訪問了馬英九、錢復、李煥、王升等160余名和蔣經國有直接關系的人，并多次專程前往臺灣和大陸，到過臺北、北京、南京、寧波、奉化、贛州等地，遍訪蔣經國遺跡和經歷。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陶涵在寫作《蔣經國傳》時，引用了大量莫斯科和美國檔案局尚未公開的材料，還充分運用“資訊自由法案”，要求美國中情局、國防部等提供涉及蔣經國而未解密的文件。

因為該書，陶涵被認為是對蔣經國研究最為透徹的學人之一。在臺灣紀念蔣經國百年冥誕時，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專門接見陶涵，一起研討蔣經國歷史價值。

此外，作為一名外國學者，陶涵對蔣經國的評價也被認為中立而客觀。為此，《南方人物周刊》專訪了這位蔣氏研究者。

陶涵的《蔣經國傳》早已在大陸出版

Jay Taylor

人物周刊：您是《蔣經國傳》和《蔣介石傳》作者，也在臺北和北京都做過外交官，為什么會花如此多時間去研究兩蔣歷史？

陶涵：20世紀的中國處在一個令人激動的夢幻年代。兩蔣父子為重新評價中國20世紀風云變幻的歷史提供了重要史料。我們很難想象，在這個世紀的頭10年，中國還是一個落后的帝國，女人們在裹小腳，男人們還拖著長辮子，外國勢力可以肆無忌憚地侵犯這個古老文明國度的一切權利。

在一系列的革命、對內和對外戰爭之后，中國變成了強大而繁榮的國度。盡管現在臺灣和大陸仍處分裂當中，但“一個中國”已經成為政策基石，當然兩岸還是需要靈活、耐心、民主的方式來談判。吸引我的是這段波詭云譎的歷史。

人物周刊：您在臺北曾擔任過美國外交官，和蔣經國先生有過多次互動，我想知道他當時給您的印象是什么？在您看來，他和他著名的父親之間有什么不同？

陶涵：在1960年代，我和很多在臺的美國外交官對他印象并不好，他是管“國家安全”的“影子人物”，而且他還要為國民政府來臺后的白色恐怖負責。應該說兩蔣都是堅定的愛國者和中國現代化的實踐者，蔣介石是一腳留在歷史、一腳踏進現代的政治人物，更強調的是秩序和控制。

評點蔣經國，我們必須要看到他的時代里，臺灣發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長期穩定和平的社會、國民健康顯著提升、教育水平飛速發展、工業社會形成、經濟高速增長、金融實力為世界矚目，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均富理念得以體現。

人物周刊：蔣經國先生在大陸還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在您看來他的價值是？

陶涵：蔣經國先生逐步意識到，民主價值是臺灣與大陸健康發展的核心，這也是未來兩岸達成共識，以及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實現和平共存的基石。

蔣經國意識到，在臺灣實行民主化進程有很大阻力，他花了20年時間讓這個體制逐步改善，而在他的晚年，民主進程迅速被他加快。

1969年他批準選舉中實行演講制度，候選人被允許通過演講申明自己的政策。對于臺灣和大陸這樣文化復雜的地方，開放民主要包括演講自由。事實上，不論在政策上，還是在長期實施過程中，這都被證明卓有成效。

人物周刊：蔣經國身上有很強的蘇聯元素，您如何看待他早年留蘇經歷對他政治生涯的影響？

陶涵：終其一生，蔣經國先生主張人人平等。他的親民態度，得益于在蘇聯12年的經歷，而他這種觀念形成是自發的，并不是什么力量強加于他。在蘇聯的時候，他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并沒有被斯大林主義洗腦。

他一直對蘇聯保有正面評價，直到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他的態度才發生改變。

人物周刊：今天大陸很多學者都在研究蔣經國為何會在晚年選擇解嚴政策，您認為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他的這個選擇？

陶涵：應該說是若干因素，驅使他最后作出了加速變革和自由化的決定。首先是他年歲已高，而且健康惡化。這加深了他對國民黨內保守派的恐懼，他很擔心一旦他去世，黨內的保守派會反攻倒算，這其中就包括了蔣宋美齡女士。他很害怕自己的改革會被停止，甚至開歷史倒車。

我們還必須考慮到美國的因素，華盛頓已經中斷了與臺灣在外交和軍事（除軍售外）的聯系。（注：根據中美協議，美國與臺灣斷交，而且撤軍。）蔣經國認為，臺灣如果實現民主，美國國會與公眾輿論就會更加反對大陸對臺灣動武，這也會讓臺獨勢力不會煽動改變現狀鬧獨立。

最后的原因，則可說是在1980年代涌動著民主的時代精神，特別是菲律賓與南韓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更彰顯這一趨勢。

他的最后兩年，蘇聯“公開化”浪潮興起，更堅定了其在臺灣推行民主的信心，他在1988年1月去世前就已經開始做了。

人物周刊：前不久您在臺灣與馬英九先生有一個會談，我很想知道，從蔣介石到馬英九，臺灣歷經了4任領導人，您對他們分別是如何評價的？

陶涵：蔣介石從不認為他會憑借武力就能收復大陸，雖然大陸在1960年代爆發的文化大革命給過他一些希望。他在臺灣建立了一個威權社會，同時又試圖把傳統的儒家倫理引入其中。1967年時，他說上天讓他失去了大陸，而相對和平穩定的環境給了他在臺灣建立一個模范社會的機會，這是他之前多年的夢想，卻沒能在大陸實現。

蔣經國進一步鞏固了臺灣經濟基礎，實現經濟轉型與騰飛。他的措施是建設大型基礎設施與加大教育投入，鼓勵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以及放松威權體制。他的最大挑戰，是1979年美國對臺政策的偏移。與此同時，他還開放了對大陸的貿易封鎖，并允許人員交流。

李登輝則代表了臺灣本土化，他做到了，但又開啟了臺獨的大門。

陳水扁，一位公然支持獨立的臺灣領導人，他的政黨在2008年遭受重挫，原因就是他和他的家人大規模貪腐。（受訪者注：事實上，作為前“總統”他能夠被揭發，他的妻子被調查，反映出了司法獨立在臺灣已取得成功。）16年來，盡管臺灣的領導人有獨立傾向，但臺灣與中國內地的經濟聯系卻更加緊密。

馬英九的目標則是，與大陸關系正?；?，尋求共同對話空間，同時無限期推遲海峽兩岸的政治聯系。他希望北京能減少對臺灣的武力威脅，同時，他還要鞏固臺灣的國際地位。

人物周刊：從美國視角看中國近現代歷史，如何評價一個威權領導人實施民主？

陶涵：這取決于其文化理念和政治價值觀，還包括自身與國際的政治環境。

社會變革帶來的成本，包括失去控制，這直接威脅到當權集團，他們要去考慮如何面對失去權力的可能性。對于臺灣當權派尤為艱難，他們是少數派（外省人）。

人物周刊：在您的書中，參考了大量的美國和蘇聯的獨家史料，在這個過程中，您覺得外人對蔣經國有誤解嗎？是什么？

陶涵：應該說，蔣經國是一個務實、心懷寬廣的政治家，他對公眾福祉的關心是真誠的。來臺初期的蔣經國，長期被島內外觀察家視為其父親政策的執行者。到了1980年代，他逐漸放松島內控制，被評價為一個正直的現代政治踐行者和改革家。

人物周刊：在大陸，人們對于蔣經國的印象還相當模糊，該如何理解一個真實全面的蔣經國？

陶涵：在政治層面，蔣經國是溫和務實的人。他推崇開放、健康的社會，尊重不同政見。他知道在臺灣施行自由民主，將會對外省人的統治地位以及“一個中國”原則構成威脅。

但到了1985年，他認為應該冒風險變革，這是臺灣發展的最好選擇，而不是盡可能維持國民黨在島內的一黨專政。2008年臺灣大選中的馬英九勝選，驗證了他的判斷。

人物周刊：您如何評判蔣經國的一生？

陶涵：蔣經國應該堅決反對他的父親實施白色恐怖。他也應該更早地在臺灣推進民主化，這也許會遭到軍隊的反對。

蔣經國的功績是使得臺灣的經濟騰飛，以及在教育、衛生、城市化、科技進步、國民收入提高和消除貧富差距等方面，取得明顯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