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百年蔣經國

蔣經國去世21年多了，這位前臺灣地區領導人的大名，從來不曾像最近這樣被島內人士頻繁提起。蔣經國故去的這段歲月，臺灣歷任政治領導人，從不曾像馬英九以如此慎重的儀式紀念他。去年大選之后，就如同早年國民黨同志到北京香山碧云寺祭告孫中山英靈的況味，旗開得勝的馬英九到桃園頭寮蔣經國靈寢，以勝選重新贏回執政權，告慰蔣經國在天之靈。迄至近日，馬英九高調紀念蔣經國，臺灣的時空，似乎又回到1988年春天，蔣剛辭世時那段“痛失中流砥柱”的“后蔣經國時代”。

在人們心目中，依舊有若干關于蔣經國的未解之謎?？赡苡懈嗳瞬唤?，縱使島內藍綠對抗如此兩極化，蔣經國為何總是民意調查中排名第一的領袖人物？他何以能備受臺灣民眾肯定？他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回到歷史的軌道上，透過當代人物的回憶，以及蔣經國自己的回憶，我們來回看存活在歷史空間里的蔣經國，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蔣經國。

1949年，蔣介石夫婦與蔣經國一家人出游

1950年，臺灣空軍接收美制F-86戰斗機，蔣經國試穿飛行裝備

蔣經國和父親蔣介石在重慶的合影，這時他剛好回中國沒多久，正準備在政治上施展長材　圖/秦風

學生在臺北中正紀念館前的廣場合影　圖/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

（一）青少年與留蘇時期

什么樣的客觀環境，鍛造了一個像蔣經國這樣的政治領袖人物？20世紀許多中國政治名人，似乎都經歷了“意識形態塑造”、“政治生活淬煉”、“權力之爭奪與鞏固”幾個過程，蔣經國亦不例外。而蘇聯時期的“意識形態塑造”，更是蔣經國整個政治生命歷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懾于父威的壓抑童年

經國可教，緯國可愛——這是蔣介石給兩個兒子的八字概括。然而，蔣介石這位嚴父在兒子面前形諸于外的，卻是一種冷峻得無以復加的威嚴。1922年春天，蔣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陳潔如，初見這位面形方厚、額高嘴大的農村孩童，心思細膩的陳潔如驚覺，經國被父親高亢的吼叫聲，嚇得全身顫栗。陳潔如問他話，這個11歲的男孩，只知羞赧地搖頭。陳潔如拉著經國的小手，叫他坐在椅子上，她發現經國全身始終抖個不停。

然而，當經國的弟弟緯國第一次出現在陳潔如面前時，蔣介石卻放下了慣有的威嚴，臉上出現了少見的笑容，他抱起緯國，一邊逗緯國玩，一邊要孩子喊陳潔如“姆媽”。

同樣的蔣介石，他卻以兩種截然不同的面貌，面對兩個兒子。人們可以解釋，緯國比經國小6歲，父親當然對老大嚴厲，而厚愛老二?；蛟S是緯國自幼長得乖巧，討人歡喜，讓蔣介石心生憐憫，厚此而薄彼。經國、緯國幼時都住過陳果夫（1892-1951）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陳果夫太太曾經告訴緯國，幼年時代，緯國因為體弱多病，蔣介石、姚冶誠（1887-1966蔣介石之妾）老是在陳果夫家樓上的閣樓里，整天抱著緯國，陳太太見狀十分不以為然，指責蔣介石、姚冶誠，“你們到上海究竟是來革命的，還是來抱孩子的？成天就知道躲在閣樓上抱小孩（緯國）。”足證緯國幼時比兄長經國得到更多父愛。

或許正是蔣介石對經國的嚴謹教育，才讓這個平凡的農村孩童，終成治國之才。1921年5月23號，蔣介石在寫給蔣經國的信上說，“經兒知之：爾《說文提要》讀完否？記得否？如已讀完記得，可請爾先生依余正月間所開書單，順序讀去，勿求其過速。……”

蔣經國見過陳潔如之后半年，在上海念萬竹小學時，又接到父親的來信：“經兒知之：……你的楷字，仍不見佳，總須間日映寫一二百字，以求進步。你校下學期既有英文課，你須用心學習；現在時世，不懂英文，正如啞子一樣，……你每星期有工夫時候，可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些英文小說雜志看看；亦可以增長知識并為你弟訂兒童畫報，和兒童世界，各半年。……”

1922年10月13日的信上則訓示蔣經國：“……你的字還沒進步，每日早起，須要學草字一百個，楷書五十個，既要學像，又要學快。聞你讀過的孟子，多已忘記，為什么這樣不當心呢？……”

向往革命的狂飆青少年

15歲那年（1925年），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這場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導火線，起因于日本資本家開槍擊斃工人顧正紅事件。蔣經國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詳述就讀上海浦東中學時期，連續參與了四次反帝示威活動。蔣經國這時開始嶄露頭角，他被同學選為浦東中學示威隊伍的領隊，也當選抵制洋貨小組的領隊。

這一年的暑假，蔣經國去廣東探訪父親，反帝運動正風起云涌，愛國青年紛紛“奔向廣東”。蔣經國說，黃埔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動”，他頭一次看到黃埔軍校墻頭張貼的巨幅標語：“聯俄”、“聯共”、“工農聯合”，他也看見許多俄國人在黃埔校園內，有人告訴蔣經國，全世界各國當中，俄國是中國唯一的朋友，蘇聯的統治者不是皇帝也不是上帝，而是工農當家。他向父親提出參加國民革命軍的愿望，但是，他的請求被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的父親拒絕了。

蔣介石顯然希望蔣經國多讀幾年書。為使兒子死心，蔣介石索性把蔣經國送往北平，交給吳稚暉創辦的“海外補習學校”。蔣經國在北平讀了幾個月書，經邵力子引介，熟識了李大釗，李氏又援引蔣經國認識了很多在北平的俄國人，他們勸蔣經國不妨去蘇聯留學。莫斯科的中山大學，為鼓勵中國青年前往就讀深造，給予十分優惠的條件。

向往革命，是蔣經國對外的說法，但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動機，是4年前，也就是父親與陳潔如結婚前夕，蔣介石與經國生母毛福梅的離婚。蔣經國憂國憂時，自憐憐人，他既向往革命與急切愛國的激情，意欲逃脫父親嚴格管教的壓力，又急于遠離單親家庭（父母離婚）的破碎場面。最后，他選擇離開祖國，希望到一個陌生的遙遠世界，尋求獨立自主的夢想。

與蔣經國一同搭乘貨輪前往蘇聯的青少年，一共有90余人，這條貨輪先前曾經載運過豬只牲口，船艙里濃重的豬屎尿騷味，令人聞之欲嘔。船在上海黃浦江等候出港，足足等了五六個小時，難忍船上臭氣和不習慣船上搖晃，蔣經國說，他差一點動了逃回家的心念，但見許多同伴留在船艙鋪位上，不禁自問：既然大家都能忍受，為什么我不能？我身為黃埔校長之子，焉能半途開溜？

蔣經國很快融入團體生活，在航向蘇聯的貨輪上，開始溫習布哈林《共產主義ABC》、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等著作。1925年11月底的一個傍晚，蔣經國和一群中國青年抵達莫斯科。一個月后，他加入了共青團。初到蘇聯，蔣經國開始下苦功學俄文，并努力研讀有關政治經濟學的書籍，還發表了兩篇有關中國局勢的文章——《中國的展望》、《中國北伐一定成功》。

從國民黨員變成托洛茨基追隨者

日后有許多評論家在月旦蔣經國畢生思想時，均將蔣經國歸類為托洛茨基派，盡管歸國后，他極力回避類似的說法，但他在留俄時期卻毫不掩飾他的托派色彩。

他就讀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的校長是拉迪克，拉氏也是教授蔣經國“中國史”的老師，時常在下課閑時與蔣經國私下討論。拉氏系托洛茨基派領導人物之一。

蔣經國當時自承：“碰巧我的觀點與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謀而合，于是許多人認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實上，他們的臆測是正確的。”蔣經國和幾位中國同學秘密研讀托洛茨基學派的著作，“對于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燒掉舊世界’尤感興趣。后來我越來越熱衷托洛茨基學說，終至加入秘密學社。跟隨我的同學日多，并開始視我為托派的領導者。”

鄧文儀（1905-1998，曾任蔣介石侍從秘書、“國防部新聞局長”、“內政部次長”）在回憶蘇聯留學經歷時，就把蔣經國、王新衡（1908-1988，曾任職軍統、“立法委員”）等人留俄時的行徑，比喻為“和反對派相呼應，反對俄共中央派”。因為王新衡被共產國際中共代表王明（陳紹禹）指控為“浙江同學會”領袖之一，中山大學接連舉行三天三夜的清黨大會，決議處分王新衡等人，王氏還因而被蘇聯特務機關監禁4個月。

對蔣經國，王明則指控是他組織了“浙江同學會”這一反革命團體，蔣介石則是“給予幕后資助的主使者”。王明查扣了兩封蔣經國寫給蔣介石的家書，建議蘇聯當局逮捕蔣經國。

與王新衡相較，蔣經國確實沾了蔣介石兒子的光，真正迫使蘇聯當局對蔣經國采取行動，是在1931年秋天，蘇聯當局把蔣經國從中山大學（當時改名列寧大學）中國學生訪問團的助理團長的職位上，調派他離開莫斯科，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謝可夫村。被調職的原因，是他在列寧大學的一次會議上，公開抨擊王明。

此前，蘇聯當局數度駁回了蔣經國請求回國的申請，蘇聯當局采納了王明的意見，認為“讓蔣經國回國，他一定會成為蔣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們要把他留在蘇聯”。各種因素，他成為滯留蘇聯最久的中國留學生。

于今回顧蔣經國這段留俄歷程，似乎不得不讓人承認，14年留俄歲月，正是鍛造一個具有鋼鐵意志人物的絕佳環境。

蔣經國的得力股肱王升，在日后曾經微妙突顯經國先生這段“蘇武牧羊”式的艱苦歷程，并且把蔣氏的留俄故事，刻意作為新造神運動的絕佳素材。盡管王升講述的故事，旨在完成對蔣經國的“造神”，神格化蔣經國，但我們仍可從中感受到蔣經國那段艱危歲月茹苦含辛的真貌。

王升回憶，在一次偶然機緣里，蔣經國脫口而出一句話：“歷史上，很少有像我這么苦的人！”王升在向臺軍發表演講時說，蔣經國一生中，不曉得吃過多少苦，在俄國14年，他做過苦工，從做粗工開始，做翻砂工，用鐵錘把鐵板錘平。蔣經國耕過田，俄國實行集體農場，派他到謝可夫農村，在那里，沒有床睡，沒有飯吃，還好遇到了沙勿牙老太太，收容他到家里住，給他面包、紅糖。蔣經國做過衛生管理員，專門負責掃廁所。斯大林把他充軍到西伯利亞，在烏拉爾地方做礦工，工作強度大，但是卻吃不到足夠的面包，如果工作沒有做好，還會挨皮鞭。

王升講述，蔣經國在俄國身無分文，還討過飯。有一回，蔣經國發覺一家餐館后面的水溝里，漂著一層油水，他餓得頭暈，想辦法把這水溝里的油水刮起來，用一只罐子裝好，再找東西來燒，就吃煮熱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里冷得不得了，蔣經國找到一個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間挖個洞，他委身蹲縮在桶里，度過寒夜漫漫。蔣經國半路上病倒了，多虧遇到另一個要飯的孩子“小彼得”，把每天討來的飯，比較好的東西給他吃，才沒餓死。后來，“小彼得”死了，蔣經國曾寫過一篇文章《永遠不要掛起白旗》，紀念這位患難之交。

蔣經國滯留蘇聯，1927年間，他申請加入蘇聯紅軍，被派到駐扎莫斯科的第一師，當過兵，曾進入列寧格勒中央紅軍軍事政治研究院；也當過莫斯科電機工廠學徒工，在烏拉爾金礦場當礦工后，又當過烏拉爾重機械制造廠技師、助理廠長、《重工業日報》的主編。

蔣經國腦海中最深刻的記憶，在蘇聯留學、落難12年，特別是最艱困危難的歲月里，“我在烏拉山重機械廠多年，唯一對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個孤女。我們在1933年認識。她當時剛從工人技術學校畢業，在那家工廠中還算是我的部屬”，“1935年３月，我們終于結婚。”

30多年后，當他父親把國民黨當局的權柄交接給他，他竟日奔波于臺灣、金門、澎湖……山巔海濱，他一身素色夾克外套、鴨舌便帽、舊長褲、布鞋，輕車簡從的裝扮，與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亞、當工人、當農夫的形影，似有前后輝映、異曲同工之妙。

（二）回國之后的政治生活

蔣經國于1937年春天回歸祖國，蔣介石在經國結束在老家閉戶讀書歲月后，正式派遣他到江西歷練，開啟了蔣經國“政治生活淬煉的時代

蔣經國的共產主義天堂

江西宜豐籍、畢業于中央政治學校、江西時期曾任蔣經國秘書的漆高儒說，早先，贛南是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十分頭疼的地方。熊氏委任的贛南各縣長多半上不了任，一上任就要飽嘗地方民團毆辱，像熊式輝派任的安遠縣縣長齊振興，上班第一天差點被地方民團綁赴刑場槍斃，齊太太聽說丈夫要被槍斃，嚇得在地上打滾哀求饒命，備極羞辱。蔣經國的前任，江西第四區行政專員劉己達，才上任，也在贛州遭地方民團毆打羞辱。

漆高儒認為，熊式輝任命蔣經國到贛南，起到了震懾地方的作用；縱使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再蠻橫，諒他們也不敢對蔣經國動粗。熊氏想借著蔣太子的威名，整頓完全不聽命于他的贛南地方。

然而，蔣經國也不是完全仰仗著父親尚方寶劍的光環，江西的一片江山，還是靠蔣經國胼手胝足打拼出來的。

漆高儒曾講述過兩段故事。江西崇義縣的山區里，有位知名的土匪頭子周盛連，周某住的碉堡石屋，里邊可以容納匪徒兩三百人，在地方上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

周盛連知道蔣介石的兒子來走馬上任了，便發了請帖邀蔣經國上山喝酒。蔣經國依約赴會，帶了幾個隨員，未帶任何刀槍武器，赤手空拳上山。酒過三巡，周盛連起身告訴蔣經國，你是蔣委員長的兒子，有福不享，跑到這里向我這壞蛋說好話，我向您保證，只要您在贛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如果你走了，政治又壞了，我為謀生，說不定賊骨難改云云。

蔣經國以單刀赴會的勇氣，無異“招安”了過去兇悍無比的土匪頭。對難纏且不講道理的土匪，蔣經國則是以硬碰硬，像人稱“唐老虎”的土豪劣紳，他就發動拂曉突擊，趁睡夢中，把這只“唐老虎”綁到專員公署嚴辦。

憑著軟硬兼施的法子，蔣經國先把為患贛南最烈的土匪豪門，殺了一次威風，然后再拿出他的政略與治理方案，一步步解決地方上的疑難雜癥。蔣經國在贛南使的“殺威風”方略，流風所及，是否成為爾后治理其他地方的既定模式？在上海“打老虎”，在臺灣肅清地下黨組織，蔣經國新官上任，似乎總不脫這種殺威風的模式。

經過清鄉、剿清土匪的步驟以后，蔣經國在贛南開始推動“建設新贛南三年計劃”。蔣經國有句口號：“要將贛南建設成為一個人民的勞動生活樂園”，往往令人聯想起蘇聯斯大林時代實行的指令經濟。

蔣經國永遠的十字架：章亞若

李煥（1917-，湖北漢口人，中央干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畢業，蔣經國大陸時期的嫡系骨干）是蔣經國最信任的親信之一，據李氏回憶，蔣經國出任“總統”后，某次李煥向他報告各部會業務，談到“外交部”時，無心帶了一句：“章孝嚴在‘外交部’表現得不錯，大家都對他的評論很好。”（按：章孝嚴、章孝慈系蔣經國與章亞若的雙胞胎兒子，是蔣孝嚴未認祖歸宗前之姓名，時在臺灣外交部門任職。）

蔣經國聞言只是看著他，并未答腔，李煥趕緊轉移話題，過了好一會，公事談完，蔣經國突然沒頭沒尾冒出一句話：“一個人年輕時的言行要謹慎，否則就會背負一生的十字架。”

蔣經國所謂的“背負一生的十字架”究何所指？是指與章亞若的婚外戀？或是指章亞若成謎的死因？

王升生前也曾向友人提起章亞若的種種，王升記得，蔣經國在江西任職“三青團江西支團部青年干部訓練班”主任時，有一位年齡較大的女同學，總是以全班的“大哥”自居，見到同學，就熱情招呼“老弟”、“小老弟”，表現得和藹可親，這位女同學，就是章亞若。

王升記憶中，蔣經國每個禮拜四下午排定的時程，是接見民眾，章亞若就在蔣經國旁邊擔任登記聯絡工作，而且時常陪同蔣經國到處訪視民眾。照王升的說法，“她是蔣經國生命中遇見的第一個中國女人，且又長得漂亮能干，時間一久，彼此便滋長出情苗。過了一段時間之后，章亞若被秘密送往桂林，準備在那里生產……”

為了回避父親蔣介石、妻子蔣方良的注意，蔣經國以“赴廣西考察縣政”為名，悄悄潛赴廣西桂林。恰巧，章亞若就在蔣經國于1942年農歷春節前往桂林探視團聚時，生下一對雙胞胎男孩，蔣經國為之取名孝嚴、孝慈。

關于章亞若的死因，各種說法莫衷一是，王升的說法是“突然逝世”。江西時期做過蔣經國秘書的漆高儒，有段故事：某日，一位戴著墨鏡的黃中美秘書，與徐季元秘書，來到漆高儒的辦公室，黃憤憤然地說，章亞若在桂林太招搖了，本來應該在桂林隱身的，卻頻頻參加外邊的應酬，完全以專員夫人自居，這將影響經國兄的前程，讓委員長知道那還了得。黃中美聲稱，為了專員的政治前途，只有把她干掉。徐季元不贊同黃的計劃，連聲說，不要，經國兄和她總是夫妻一場，干掉了她，經國兄會很難過的。黃中美則辯稱，經國兄的政治前途勝過一條女人的命，徐季元要黃三思，黃斬釘截鐵地說：“我會負責。”

黃中美放話殺章亞若的3周后，章亞若果然在桂林去世。據漆高儒說，章亞若死后幾天，蔣經國始終戴著一副墨鏡，以掩蓋眼眶中的眼淚。

上海打虎 反遭虎噬

1948年8月23日，這一天是蔣經國奉蔣介石之命，赴上海從事“經濟管制工作”的首日，所謂“經濟管制”，按當時的大白話來講，就是“打老虎”的意思。

蔣經國在當日寫給蔣介石的家書上說：“美援物資如何運用，使其能作為平抑物價之用。請大人命令有關機關，切實研究執行。今后在工作過程中，重大問題向大人請示與報告外，其余問題皆擬就地解決，以免多煩大人之心也。”蔣經國信中所謂“就地解決”，其實就是“先斬后奏”的意思。

問題可能就出在蔣經國的“就地解決”上。譬如，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稱的劉鴻生，由于畏懼蔣經國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黃金800條（每條金條重10兩），230萬美元、銀元數千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抗戰時期曾到美國為國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經受到蔣介石嘉許；金圓券發行后，蔣經國與之會面，陳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萬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銀行。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惟恐也被蔣經國“召見”，嚇得不敢住在家里，幾乎每天晚上得換住所睡覺，最后仍被蔣經國手下騷擾，萬不得已，只有托病住進上海虹橋療養院，警察局這時仍窮追不舍，派人直接進入醫院，強迫周作民簽名具結，非經有關部門批準，不準擅離上海。

類似這種強兌黃金、強交美鈔外幣的事，不一而足，這些聞所未聞的奇事，傳到上海市長吳國楨(按：吳國楨畢業于北京清華大學 ，留學美國取得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等學位）耳里，自然令這位受美國教育的市長氣憤不已，在充滿自由主義色彩的吳氏眼中，焉可容忍蔣經國用人為手段，強力壓抑物價，嚴打囤積居奇，強令企業家交出金銀。

王升回憶上海打虎，提起會見吳國楨的經歷，猶不免誠惶誠恐。吳市長在與王升的問話中，對上海經管的不滿，溢于言表。以當時吳國楨的身份，當然不是針對“戡建總隊”一位大隊長而發的，真正的發泄對象是對蔣經國。吳國楨與孔宋家族關系至為密切，吳氏與王升的對話，似乎預示著一場風暴的即將登場。

各式各樣的傳記著作，均直指蔣經國上海打虎不成，反遭虎噬，系與孔令侃（孔祥熙之女）揚子公司事件有關。諸多史料印證，其時孔令侃本人并未因為“揚子公司事件”而遭致拘捕。但也正因蔣經國在關鍵時刻未下手逮捕孔，才會導致杜月笙“將所能控制之工廠，均以原料缺乏為辭，逐漸停止開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搶購風潮，藉以報復”。社會輿論眾口鑠金，對蔣經國形成空前強大的精神壓力。沒逮捕孔，成為蔣經國上海經管被批評虎頭蛇尾的根本原因。

這也間接使得“蔣太子”上海“打老虎”行動演變成一場鬧劇，蔣經國當年上海打老虎的部屬王章陵曾著《蔣經國上海打虎記》一書，他回憶說：“……有關這一件事情，是是非非的謠言滿天飛，甚至謠傳蔣中正總統赴東北視察后決定在上海停留幾天研究問題，蔣夫人聞訊亦趕到上海，成為蔣經國上海經管時遭受到的種種壓力中具有最大殺傷力的反撲，幾乎令蔣難以招架。……”

（三）臺灣時期之威權統治

取得信任與特務治國

蔣經國上海打虎失敗，以迄徐蚌會戰（淮海戰役）國民黨軍兵敗，蔣介石迫于時勢，1949年元月黯然引退，并以國民黨總裁身份，退居溪口老家，繼續遙控國民黨當局黨政軍。在這段風雨飄搖的歲月中，蔣經國時刻追隨父親左右，凡1年3個月，這段關鍵的艱危歲月，無分晴雨晨昏，亦無分炮火連天，性命交關之際，為父子間之互信奠定了強固根基。

時任蔣介石座機駕駛的衣復恩親身經歷了蔣揮別大陸的最后情景：1949年12月10日，成都即將失去控制，下午2時許，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少數侍衛人員隨扈之下，抄小路快步走到鳳凰山機場。蔣介石搭乘的C-54座機起飛不久，地面留守的憲兵也快速撤退。衣復恩說，我們從此離開大陸，飛向臺北，千山萬水，不勝依依，“這一飛，竟成蔣總統與這塊土地的最后一別！”蔣經國在這一天的日記上寫著：“此次身臨虎穴，比西安事變時尤為危險，禍福之間，不容一發。記之，心有余悸也。”

蔣經國終于贏得了父親的完全信賴，蔣介石遂將關系國府統治基礎最核心的特務組織，全部委由經國掌管經營。

早在大陸重慶時期，蔣經國就意圖染指情報特務組織。只是，斯時軍統有戴笠強勢領導，中統有CC系統人馬盤踞，對蔣太子的“覬覦”，向來抱持敏銳之提防心，在國民黨核心扎根未固的蔣經國，別說想見縫插針，就算想立足其間的余地都沒有。直到國民黨一敗涂地，撤守臺灣.此前，戴笠早已死于空難，CC系也因為蔣介石對其頗有微詞，而陷分崩離析群龍無首之境。天下大亂，形勢大好，蔣經國遂有趁亂統一殘余勢力的機會。

曾于1959年任職調查局（中統到臺灣之后的繼承單位）第一處副處長的李世杰透露：直到1955年，蔣經國由“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躍升“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而以他手下新成立的“國家安全局”取代“資料組”之后，他對調查局（及各情治機關）的控制，漸由工作領導而及于人事與經費的掌握控制……

這是蔣經國掌控特務機關全盛期的開始，無論軍統、中統，所有大陸時期的舊特務機構的繼承單位，全部牢牢掌握在蔣經國手上了。

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臺灣辦事處主任的克萊恩(Ray S. Cline)，第一次見到蔣經國，克萊恩從下榻的“吳賓館”（臺灣省主席吳國楨官?。┦半A而下，見到有一仆役打扮的矮小男子，十分溫和有禮地站在樓梯口，耐心等候克萊恩等人下樓，同赴宴會。等相互介紹，克萊恩才驚覺這位“仆役”竟然就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

這位美國派駐在臺灣的最高情報首腦，終于發現蔣經國不僅是特務部門的主其事者，更是蔣介石力圖積極建設臺灣，托付以重任的主要執行者。在位于臺北市長安東路18號的那幢日式木造寓所，蔣經國曾在客廳里放映一部來臺初期拍攝的紀錄片，內容是他帶著工程人員踏勘尚未開通公路的山區，在海拔兩三千米的叢山峻嶺之間，冒著性命危險，和一群退役軍人轉業的筑路工程人員，披星戴月，翻山越嶺，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巳R恩逐漸從點點滴滴的印象中，積累起對這位國民黨政治新強人的崇敬之意。

早期，臺灣無法自制治療糖尿病的胰島素，克萊恩透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管道，定期送胰島素給蔣經國服用。

被曲解的白色恐怖

今天，當強人已化為頭寮靈寢冰冷棺槨里的朽骨時，島內許多異議人士，特別是一些臺獨原教旨主義者，總是把蔣經國比喻作白色恐怖的魔頭。其實，真正研究島內白色恐怖歷史的人會明白，白色恐怖的主要“專政對象”，不是臺獨分子，更不是島內百姓，而是中共地下黨，或者說是共諜。甚至國民黨黨內斗爭的犧牲者，其人數都遠多于籍隸臺灣的人士。換言之，大陸籍，尤其被懷疑是共產黨者，幾乎占了白色恐怖犧牲者的9成以上。

例如，曾經被蔣介石以“反共作家”名義召見的李世杰，在進入調查局多年、并擔任調查局第一處副處長后，被誣以“匪諜”，而坐穿牢籠20年。

與蔣經國稱兄道弟、主持過國民黨對大陸空中偵照情報搜集、當過“空軍總部情報署署長”的衣復恩，1966年7月間收到一紙傳票，要他到軍法處“談一談”，依約前往“一談”，衣復恩就莫名其妙地被關了3年。

從恐怖統治到民主之路

美式民主與俄式恐怖統治，原本是處在兩個對立面的矛盾事物，是冷戰時期兩個不共戴天的世仇，但是，這兩大仇家卻在臺灣“相生相克”的吊詭規律下，竟成為冰炭共存、共冶一爐的世界奇觀。

初來臺灣，蔣經國基于清除島內共產黨地下勢力的考慮，全力實施特務恐怖統治。若干年后，民智漸開，蔣經國的左手維持特務政治結構，右手則開始落實美式民主。同樣一個蔣經國，竟然能把兩種敵對事物，巧妙統一起來。是以，在島內某些自由主義者的心目中，與其寧說蔣經國是一個威權時代的強人，不如說蔣經國是一個兼容并包“魔”與“神”的雙重人格型領導人。

在建設臺灣的思維當中，蔣經國一直難以跳脫青少年時代形成的俄式計劃經濟邏輯。有人甚至不諱言，使臺灣經濟進一步飛躍成長的“十大建設”工程，其實都有某種程度的蘇聯風格。此外，蔣的內心世界中有更多的“恐共”成份，這不自覺地成為他執政之路的特色。

鑒于1948年上海打虎失利的歷史教訓，蔣經國始終堅信物價穩定是社會安定、國家安全的基礎，所以他無法坐視百姓每天都要食用的黃豆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飛漲。曾經在“行政院院長”秘書室服務的葉昌桐將軍（1928-，福建福州人，海軍上將），寫過一篇題為《李國鼎與蔣經國的爭執》文章。據他回憶，某日，他正送緊急公文到蔣經國辦公室，此時“財政部長”李國鼎前腳剛離開，只見蔣經國氣沖沖地把公文重重往桌上一丟，嘴里絮絮叨叨自言自語：“‘財政部長’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才能干的！”原來“院長”和李國鼎又為該不該補貼黃豆價格，大吵了一架。吵歸吵，最后蔣經國還是采納了李國鼎的意思，足證蔣經國還是有容人之量。

在臺灣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之后，回顧蔣經國走出來的民主道路，令人有無限感慨與不勝唏噓之感。蔣經國是如何進行民主化改革的？他在進行民主化改革進程中，遭遇過哪些挫??？他如何辨識臺獨與民主之間的分野？……諸如此類的問題，始終縈繞在島內民眾的腦海。

依照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理論的講法，當一個傳統威權國家的總體經濟逐步脫離貧窮，達到小康社會的境界，菁英分子或者社會經濟地位在一定水平以上的公民，會產生一種希望參與公眾政治的自覺。于是，這個威權國家便開始面臨“資源與權力重新分配”的問題。

但是，吊詭的是，沒有一個政治學者能夠提得出一套更數據化的論證，比如說，究竟國民人均所得達到多少美元以上，才叫做“小康社會”？社會學家也許可以畫出一條貧窮線，告訴我們，凡低于這條線以下，或者人均所得低于多少美金以下，就可以稱之為“窮人”?？墒?，政治學者顯然很難畫出一條線，可以名之曰“民主線”，或者“獨裁線”。

是故，現代政府設計的社會福利制度，可以對“貧窮線”以下的人民施以法定救濟措施，然而，卻沒有一個傳統型政府有先知先覺的本事，可以預估何時是該讓政治更民主、更開放的時間點。睿智一點的政府，會逐步開放若干權力，逐步擴大人民的政治參與。但是，什么時間點開放是最佳的選擇？開放的步伐應該走得多快？該先開放哪一個層級的權力？是地方與中央同時開放，還是先開放地方再開放中央？恐怕都沒有既定的答案。這些林林總總、大大小小的問題，都考驗著領導人的智能。

蔣介石于1950年7月2日宣布開始實施地方自治，并選擇最偏遠的臺灣東部的花蓮縣，首先開放縣議員選舉。

蔣介石還率先提攜本土菁英，此一政策，較諸1970年代晚期的“催臺青”本土化運動，早了至少20年。他開放大量的本地青年，透過文官考試的途徑，進入國民黨政府團隊。到1972年，蔣經國組閣當“行政院院長”，大量選拔臺籍菁英進入內閣隊伍，走的亦復是他父親走過的菁英政治老路。

1972年12月23日，蔣經國開始實施所謂“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換言之，被黨外異議人士詬病的長期不改選的“萬年國會”，即將注入臺灣本地新血輪。（編者注：現在的臺灣“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當時還是臺南的工商企業主，就是由此踏上政壇。）這也意味著，原本政治參與局限地方層級的議會，即將擴大到中央層級的議會。

發生于1977年底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在臺灣北部的桃園縣（桃園亦是蔣介石陵寢）擦出了國民黨撤臺以后，最嚴重的一場群眾暴動事件的火花。

這樁發生在桃園中壢的暴動，照異議人士日后撰寫的文章，指稱其起因是中壢國小的投開票所發現所謂“作票事件”而引發。失控的暴徒入夜之后燒毀了中壢警察分局，從白天到黑夜，不少軍車、警車被翻倒、砸毀，群眾阻擋了南北縱貫公路。軍警出動，嚴陣以待，但都奉命不得攜帶槍械武器。有不少徒手軍警遭攻擊而掛彩。

黨外人士指控國民黨作票，實系子虛烏有，因為，當天開票結果顯示，黨外候選人許信良是以22萬票，贏過國民黨候選人歐憲瑜的13萬票。那場無端引發的暴動騷亂事件，事后證明根本是群眾受到捕風捉影的謠言蠱惑，而闖下大禍。

臺獨意識的魅影真正飄蕩在臺灣上空，是發生于1978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當年黨外及以后之民進黨人稱之為“美麗島事件”）。這場暴動事件，盡管暴徒拿著鐵棍、木棒等兇器，攻擊現場圍堵游行場面的警察、憲兵，由于憲警得到上級指示“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暴徒幾乎沒人遭受憲警的主動反擊，反倒是現場維持秩序的憲警人員，大量受傷送醫。

“中壢事件”與“高雄事件”結束后，臺灣恢復了短暫的平靜，但很快，群眾滋擾事件又在臺灣各地，包括臺北市，甚至桃園中正機場，不斷上演。各種街頭暴力事件開始層出不窮。蔣經國始終以懷柔策略待之。

當島內經濟成長逐年攀高，百姓生活水平亦同步成長的1970年代，人民爭取參政權，要求民主的呼聲，也逐漸充斥島內。令人憂慮的是，高喊民主的人群當中，有不少人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搞臺灣獨立。

臺獨問題的形成

如果翻開1950年代的歷史檔案審視，人們很容易就發現，被臺獨人士嚴詞批判的“白色恐怖”，在這段期間被槍斃處決的，絕大多數均系外省籍，他們被指控是所謂“匪諜”。不過，白色恐怖卻被臺獨人士擴大成專事對付臺獨勢力的牢籠與兇器，蔣經國更被視為幕后最大黑手。

國際冷戰格局改變，臺灣蔣氏政權的利用價值銳減，美國拉攏島內本土人士。左支右絀的蔣經國，竟連逮捕黨外人士陳菊，都遭美國當局以斷絕武器買賣威脅，蔣經國只好被迫下令放人，更遑論做出其它強勢壓制反對勢力之作為。

民進黨人士編寫的《綠色年代》一書，上冊第57頁，有一段頗有深意的敘述：“（1978年）10月下旬，美國駐臺大使在希爾頓飯店約見陳菊，與當時到臺北訪問的國務院中國科科長費浩偉（Harrey Feldman）見面，費浩偉告訴陳菊：‘你能夠獲得釋放，是以武器和國民黨換來的。’”原來當時費浩偉的辦公室桌上，擺了一份國民黨買武器的清單，陳菊被抓后，費浩偉就刻意擱置這項武器采購，國民黨了解后釋放陳菊，費浩偉才批準此公文。

到了1984年10月，突發旅美華裔作家江南（劉宜良）遇刺身亡，扯出臺灣情報單位涉入此案之內幕，引起美國里根當局之嚴重不滿。此后，蔣經國對黨外異議人士的控管更形松手。兩年后，以黨外人士為核心班底的民進黨成立，盡管該黨相當程度上與臺獨理念若即若離，蔣經國可能因為投鼠忌器，未加制止。

蔣經國心里對美國暗助臺獨運動的蠻橫作風，可能敢怒不敢言，但是，他在處理接班人問題上的疏于算計，恐怕更是臺灣走向一條歧途的主因。

李登輝問題

關于李登輝的政治背景──曾經是臺共成員、接近臺分子的書面報告，在蔣經國當政的年代，可以從情報單位陰暗的檔案室里，搬出一大摞來。

多年以前，筆者訪晤前情報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谷老曾當面出示若干文件檔案，證明李登輝的身份背景。谷老在他著的《白色恐怖秘密檔案》第241-245頁寫道：

“李登輝加入中國共產黨，大約是民國35年前后。……民國43年，警務處逮捕潛逃至嘉義藏匿多時的葉城松，李登輝再度出現在他的供詞之中，他說：‘我參加共產黨，介紹人是李登輝，我進入組織后，接受楊廷椅領導’。……訊問時，牛坤樹坐在辦公桌后面，我坐在桌旁沙發上，李登輝則恭謹地端坐在門邊木椅上。這位農復會技正，長型臉孔，是一個典型戽斗。他剪了一款短而整齊的西裝頭，在應訊中，李登輝以很誠懇的態度坦承了參加中共在臺地下活動的經過，他說：‘那是一個青年學生的錯誤，請你們給我機會悔改。’”

按在蔣經國最后歲月長年陪伴在側的幺兒蔣孝勇的說法，蔣經國晚年原本的布局，是希望孫運璇繼續再做6年“行政院長”，與蔣經國的6年“總統”任期同時屆滿時，蔣經國即交棒給孫運璇。

顯然，蔣經國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不過是備位人選，而非真正的接班人。但蔣經國似乎沒有考慮清楚，李登輝的臺共身份只是“顯性”，真正麻煩的是隱藏在他腦子深處的日本皇民化思維，與臺獨思想。

孫運璇的中風，打亂了蔣經國未來的人事安排，蔣經國的突然亡故，更打亂了國民黨的執政命運。按照國民黨當局奉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副總統”李登輝順理成章接任“總統”。1988年元月13日，蔣經國時代告終，李登輝時代揭開帷幕。

總結

傳記作者漆高儒認為，蔣經國“是一個勤勞的人”、“是一個親兵親民的人”、“他和百姓群眾很接近”、“他是一個認識時代的人”。

蔣經國惟其是一個勤勞簡樸的人，才可以締造臺灣經濟奇跡的成果；惟其是一個親兵親民的人，才有臺人對他的感念與肯定；惟其和百姓群眾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為才能貼近民意；也惟其是一個認識時代的人，他對島內，先是民主開放，解除黨禁、報禁，繼之又解除戒嚴，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卸除兩岸近40年的人為藩籬。

漆先生可能遺漏掉了點評，蔣經國是一個反臺獨、主張大一統的中國人。蔣先生為反臺獨，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當然，蔣經國晚年最大的遺憾，也是他自己最大的創痛，就是得不到部分異議人士的諒解。令人遺憾的是，如果他能延壽若干年，相信兩岸關系可以走得更平順，而不致多跋涉了20年的漫漫崎嶇路。

1987年12月25日上午，蔣經國參加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的“行憲四十周年紀念”典禮。

當天上午9時，蔣經國坐著輪椅抵達會場，當他開始致詞時，坐在第14排中間的11個民進黨“國大代表”，突然站起來，同聲喊叫“全面改選”（全面改選“國會”），蔣經國簡單致詞幾句后，因體力不勝負荷，請“國民大會”秘書長代為宣讀書面講詞，當何宜武念稿念到有關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的內容時，那幾個民進黨“國代”又起身再次叫嚷“國會全面改選”，還拿出一面書寫著“全面改選”的白布條。

據蔣孝勇事后追述，“行憲四十周年紀念”典禮過后，蔣經國顯得抑郁寡歡，整天不講話，顯然心理受到很大挫折感。1988年1月10日，蔣孝勇陪侍床前，蔣經國忽然開口說話：“我一輩子為他們如此付出，等到我油盡燈枯時，還要給我這種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3天后，經國先生吐血而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