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剛升：傳統大國的“大”如何影響其現代轉型
“非西方傳統大國有著很強的政治、歷史、宗教等傳統。在它們要尋求現代道路時，這些東西可能會部分程度上提供一些資源。但是，這樣的歷史和傳統有可能會構成非常沉重的包袱，這個包袱會通過很復雜的機制作用到它們后面的現代化過程?！?/blockquote>發自：上海
責任編輯：周建平
《大國的命運：從政治危機到國家現代化》
在熟悉包剛升的人看來，這位現年48歲的政治學者過著一種“嚴肅，緊張，活潑”的高產生活。
近兩三年來，他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原創性的比較政治學研究著作：2023年推出《抵達：一部政治演化史》、《儒法道：早期中國的政治想象》；2024年2月出版《演變：西方政治的新現實》，6月出爐《大國的命運：從政治危機到國家現代化》。這還不包括他為大眾撰寫的政治學入門講義。
2024年2月春節假期起，他又給自己壓了一項新任務：每周六晚9點整在個人微信平臺上做通識課講座，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領域的中外思想學術經典。直播后，公開課內容經合作團隊精剪、配上字幕，在嗶哩嗶哩網站二次播出，吸引了一大撥粉絲。其中，他講授《槍炮、病菌與鋼鐵》的這期，點播量達到17萬，完整收看該期課程的占到近30%。
為了保衛時間，他早已盡可能地屏蔽掉與自己的學術使命相關度不高的事務，包括占去許多高校教師大量精力的會議、活動等等，以及種種“言說”的誘惑?！扒嗄陮W者要善于保衛自己的時間，想一想愛因斯坦，如果他在最有產出的年份里一天到晚處理各種事務，不可能在物理學上有什么重大成就?！?/p>
投身比較政治學二十多年，包剛升有一個核心關切——現代政治文明何以可能？以及更具體的，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現代政治文明是何以成為可能的？“身處于一個有著古老歷史傳統的、到今天為止現代化道路尚未完成的國家里，跟一個歐美大學的白人教授相比，這可能是我們做學問很大的背景不同?！?/p>
《大國的命運：從政治危機到國家現代化》傾注了他近年來的思考心血。該書以英國“工業革命”開啟的公元1800年為時間軸的起點，以全球范圍內六個“遭遇”西方的傳統大國為研究對象，重點拆解了奧斯曼帝國、俄羅斯、伊朗、埃及、印度這五個文明古國所歷經的政治社會危機和現代化轉型路徑，剖析這背后的共同邏輯、挑戰、困境和出路。
構思始于他在2018年年底的一次20分鐘的公開演講。那時，他已經隱隱覺察到一個重要的政治學問題——放眼全球，非西方的傳統大國在現代轉型方面總體上不太成功，尤其是跟它們在歐亞大陸上應有的地位比起來。
“但是，如果你回到1750年，會發現這些國家多么了不起——它們當時都還是歐亞大陸的支配者。因為英國當時還沒有發生工業革命。所以，這個問題就促使我去思考：在政治經濟學理論里，有一個概念叫‘資源詛咒’。我想這里有沒有一個所謂的‘大國的詛咒’——就因為你是一個大國，因為這一系列‘大國之大’的機制，最后使得你反而沒有辦法很好地發展?！?/p>
包剛升 圖/受訪者提供
無法想象的對手和敵人
南方人物周刊：自晚清以來，中國精英群體最為關切的是中國的近現代化轉型。通常，一個是考察和學習鄰國日本，另一個是因著過往意識形態去研究俄羅斯和東歐的社會轉型。但你的視野放到全球，并以1800年英國“工業革命”作為時間軸的起點，對所有非西方傳統大國遭遇西方后的政治危機和社會歷史變遷進行了比較研究。為什么會想到去做這么一個頗具雄心的研究？
包剛升：但凡上過中學或大學的，都會上一門中國近現代史的課。我早年學這些課本，覺得中國從1840年起經歷了那么多苦難和坎坷，好像中國的命運是很特殊的。
但我后來成為一個比較政治學者，去深入地研讀類似俄羅斯、印度、奧斯曼土耳其這些國家的歷史和政治變遷后，發現中國的問題其實并不特殊。社會科學研究或者歷史學研究有兩種路徑，一種是把個案研究得特別清楚，這種研究往往注重某個國家的特殊性，但是社會科學有個更高的抱負，總是在想這些類似的事情背后有沒有一般的邏輯。不同國家之間總有相似性和差異性。問題是，這種相似性背后有沒有一般的邏輯呢？然后還可以再問，它們之間的差異性又是如何造成的？這是我作為學者具有的一個問題意識。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提到的非西方傳統大國里，既有中、印、俄等世界公認的大國，也有早已解體的奧斯曼帝國，還有像伊朗、埃及這種——在地緣政治上還很重要、但已不被視為主要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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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趙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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