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川：我發現以前我不了解“人民”這個詞
“有另一部南京題材電影，我們通過特殊的渠道拿到了他們完整的宣傳計劃，那就是要綁定《南京！南京！》做宣傳，你會看到很多不正常的稿件。他們在有意識地煽動民族主義、網絡憤青，后來甚至都不是煽動，壓根就是他們自己換著馬甲在偽造民意?！?/blockquote>責任編輯：袁蕾 實習生 陳晨 朱曉佳
這一天陸川和劇組完成了在重慶的宣傳活動，其中包括在沙坪壩一家影院與觀眾見面。在一個狹小昏暗、容納百余人的放映廳里，一個女觀眾問了陸川這樣的問題：你的電影片頭是日本兵角川看到了太陽，祭祀跳舞的時候他又看到了天上的太陽，這兩個鏡頭為何呼應？還有三次舉手：教堂里老百姓的舉手、日軍到安全區強征慰安婦時妓女的舉手、日軍祭祀也有舉手，這三處舉手又是為何呼應？
“沙坪壩一個貌不驚人的中年婦女問這樣的問題，我驚了。”陸川沒有回答，而是反問：大姐您覺得是什么意思？這位女觀眾的回答大致是：角川第一次看太陽，是對生命還抱有希望；第二次看到太陽，已經想到了死亡，是一個征兆；都是在陽光下發生的事情。“且不說對還是不對，她能看到這個程度，我感到特別愉快。”陸川說，“他們看出的東西比我想到的還多。我不斷聽觀眾意見，然后不斷糾正自己的說辭。其實一個創作者是靠直覺來創作，他不可能編好一套新聞稿。我就是夢到這場戲了，我覺得這樣拍肯定是有意義的，我肯定不可能想得很明白將來對媒體怎么解釋。”
把日本士兵角川寫成了良知尚存的人，是《南京！南京！》最為顯著的特點，因為無論贊與彈，最多的討論都集中在這個話題。陸川說自己只是在直覺驅使之下提出這個角度，完成這個角度，“我并沒有能力去寫一本關于人性的大書，把人性在戰爭中的狀態整個清晰地梳理出來，我對這樣的能力缺乏真正的自信。但是我相信自己的眼光。而且做電影的過程是我尋找答案的過程。我不是一開始就已經形成了答案。”
“女性很容易成為戰爭的受害者，但女性有自己抵抗的方式。女性甚至可以是拯救者。那100個站出來做慰安婦的女人，某種程度上是在拯救南京城。”高圓圓說。 圖/陸川工作室
戰爭太可怕了
□高圓圓（姜淑云扮演者）
我總覺得姜淑云是一個不會哭的人物，至少不會在別人面前哭，但實際上這是我哭過最多次的電影。
魏特琳和張純如是我精神上的兩個伙伴。姜淑云的任務原型是魏特琳。我讀過很多魏特琳的資料，魏特琳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代理校長，一位五十多歲的美國天主教教徒。她1940年離開南京，剛登上回美國的輪船，她就企圖跳船自殺，在美國又住進了精神病院。最后，她開煤氣自殺。我當時特別不理解：1937年到1938年最黑暗的時候都挺過來了，她又是天主教徒，怎么會自殺？
還有張純如。她用左輪手槍開槍自殺，我也很意外：她的書當時已經寫完7年了。她為寫書經歷了無數困難：二十多歲的她跑到南京查資料；回美國出書后巡回演講，受極端分子的恐嚇。但是最后，她已經做了母親，那時她的孩子已經兩歲了……
直到去年6月，電影拍完回家休息，我突然理解了她們。在最困難的時候，你身上始終有一種責任感。像我，作為演員拍這部戲的時候，無論多黑暗我都會告訴自己，你要前行。因為你只有體驗了這種黑暗，才能表達出在這種黑暗里面的這些人的心境。也會害怕，但是你會特別勇敢地往前走?？傻任遗耐甑臅r候，我只想逃離。
角川的死也給了我極大的震撼。當時聽到角川的結局構想是自殺，我就在旁邊哭到不行。戰爭太可怕了，這里面沒有贏家。哪怕你是戰勝的一方，決定著別人的生死，可是你無法完成自我的救贖。如果你還有良知，最后也只能用結束生命的方式來完成救贖。
（采訪 陳軍吉）
戰爭是多么愚蠢
□中泉英雄(角川正雄扮演者)
我以前看過《可可西里》，非常欣賞陸川導演，在東京和他見面時，他對我說，這部電影想探討的是“人與人心里的關系”，我有同感也很有興趣，就接了這部戲。
在劇中，我飾演的角川是一個很溫和細膩，卻又內心復雜矛盾的日本兵。9個月的拍攝過程中，對我而言最為困難的是劇組拍攝運作的方式和以往大有不同，譬如隨著拍攝的深入，經常改劇本，拍攝周期的幅度大等等。
最初，我對這樣的工作環境很不適應，但中國的工作人員、群眾演員對我們都很細心周到，他們帶我去打羽毛球，教我嗑瓜子，劉燁和導演常帶我們去吃飯喝酒，那段日子，雖然辛苦，卻非常開心。
在異國他鄉9個月的歲月里，多虧有了這么多善良的中國人的幫助和照顧，我才能夠順利地完成這部戲，經歷了這部電影，讓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戰爭是多么地愚蠢，我希望這個世界和平能永遠繼續下去。失??？可以說，沒問題
離開北京開始各個城市的巡回宣傳之前，陸川懷揣不安。在北京的點映場上，已經有媒體尖銳地質疑《南京！南京！》的立場。爭議集中在以日軍上尉角川正雄為主線的情節分支。這個在教會學校受過教育的日本軍人身在破城之后的南京，對這場戰爭和強奸、屠殺諸般暴行卻有著局外人般的思考，并為之糾結，最終崩潰，在發出“活著也許比死更艱難”的喟嘆后自盡。
這樣的視角，相比中國1950年代的經典抗戰電影是大幅度的跨越，以致僅占全片時長不到五分之一的“角川部分”顯得非常醒目，給中國觀眾帶來相當的震動。“為侵略者開脫，甚至比侵略者的后代還要積極，并獨創地提出侵略者其實也是受害者這一人性化觀點。”“文化漢奸”的罵聲開始響起。
陸川有點沒想到：“打個比方，歷史是一個墓葬，要探這個墓，要么是全面發掘，要么是打盜洞。我覺得我是全面發掘。但是也得有角度。我沒想到會有這樣的反應——關鍵是這種反應來自媒體，我覺得媒體應該是知識層。而且他的質疑是帶有強烈的政治批判的意味，在中國要是被扣上這樣的帽子，我不知道結果會是什么。”宣傳發行階段，發行方有自己的“輿情監控”，每天會總結厚厚一摞的媒體、網絡聲音。一些朋友看到網絡上的謾罵，發短信告訴陸川，出去要小心一點。
宣傳行程之初，在杭州和上海，去媒體場之前，陸川屢屢失眠：“因為確實會有很多媒體去問本性上來說我會拍案而起的問題，但出于電影宣傳，又得心平氣和去聽。”在南京，一場放映之后剛出門，一家電視臺的提問迎面而來：網上有評價說你的電影完全是失敗的，你對此的評價是什么？“當時特別疲倦，而話筒都快要塞到你嘴里了，燈打在臉上，就要拍你是不是尷尬。幸虧之前宣傳團隊給我做了媒體訓練，要求我面對這樣的問題千萬要冷靜。我假笑了一下，我說這是他們的權利，可以說的，沒問題。”
把他們定義成人，而不是鬼怪
在動手創作《南京！南京！》之前，陸川對那段歷史的了解并不比常人多多少，“就是兩三個符號化的信息：30萬、2到8萬人被強奸、德國人拯救了中國人。而且能夠記住的就是恥辱。”為電影創作而進行的大量資料閱讀，確立了他在電影中表達出的觀點和思路。
早期的“普及性”閱讀，他看的全是南京大屠殺的史料，“接觸多了肯定覺得這他媽都是瘋子，都是嗜血的狂魔，最猙獰的人?，F在回想起來最顛覆我的一次閱讀，是在讀《魏特琳日記》的時候。”陸川說。
明妮·魏特琳是美國傳教士，1937年時她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專門收容婦女難民的庇護所。1937年1月7日，她在日記中記述：“一群日本軍官和一名憲兵來訪，他們自稱與郵政服務有關，其中有兩個人在離開辦公室時，看見一些中文的福音書，并問我能否送給他們幾本。”
1月22日的日記：“今天和我談話的兩個日本兵說，他們希望到二月份秩序能夠恢復，這樣，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家了。”
“今天上午，我正想用打字機把信打出來，這時來了4個日本人：1個軍官，3個士兵。其中一個士兵會講英語，他說他在神戶的教會學校讀過書。我問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回答說不是，但他的妻子是基督徒。他的兩個孩子也上教會學校。他為軍官做翻譯，他第一句話就說，他們對南京所發生的一切非常抱歉，并希望情況很快會好轉。”
陸川感到驚訝，因為那是1938年初，日本人剛剛打下南京，無論士氣還是狂妄野心，都處在那場侵略戰爭里的峰值。“可見日本軍隊里至少有對戰爭進行反思的士官。這對我觸動挺大。”
另外的閱讀包括大量日本士兵的日記，已經公開出版的是《荻島靜夫日記》和《東史郎日記》，在樊建川的抗戰博物館，他還看到一些未公開出版的日本士兵日記、書信。“《東史郎日記》里的說法讓我豁然開朗。有一句話，他說，我們在作戰的時候并不是一群禽獸；而是一群非常清醒理智的人。到《荻島靜夫日記》的時候我發現這完全是一個人的記述而不是一個士兵的記述，讀的時候你會感到特別濃郁的人的感受。”陸川說。
“到這個階段，突然發現日本兵出現了多樣性，我開始重新思考，在實施南京大屠殺的時候他們的精神狀態。我那時候已經模模糊糊地把他們定義為人而不是鬼怪，而且恰恰因為是人來操作這樣的事情，才特別值得去深思、研究；這對當下才更有意義。”
巷戰確實存在，而且是大面積的
另一處引起陸川極大興趣的史實是南京破城后的巷戰，反映在影片里，是中國士兵陸劍雄為主角的部分。
江蘇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孫宅魏寫過一本南京大屠殺歷史的論著，其中一章節寫到南京破城之后的巷戰。陸川調看更多的資料，發現巷戰確實存在，而且是大面積的，他對拍這個戲的興趣“一下大了很多”。
陸川的理由是：如果進城之后司令官跑掉了，而散兵部隊一直在進行抵抗、巷戰，巷戰過程中部分部隊被抓，部分部隊被殲滅，部分部隊在城外被搜捕，那么這就不能稱之為恥辱，因為你是在戰斗中倒下的，就應該稱之為抵抗之城。整個關于中國人這段書寫就應該重新定義。“否則這段歷史就變成——日本殺了中國人30萬，最后就烘托出一個德國救世主。我特別想梳理出這場事件中一個合乎邏輯的各方因果關系，這樣逐漸形成我的一點淺薄史觀。”
“我知道有些高端的電影閱讀者，不希望去老生常談地看到一次屠殺，對我來說很難不觸摸這一部分，跨越它直接去講人性的故事。即使是屠殺，以往的展現也是不夠的。一說屠殺我們會想到很多具體的案子，砍頭、開膛破肚、非常慘烈的對個體的侮辱和殺戮……”陸川選擇了整體性滅絕的描繪：中國俘虜兵圈成一片，日本兵伸下一根長桿，劃到線外的一個“方陣”被驅趕到不一而同的屠場，接受滅絕。
“我特想展現一下這樣的屠殺，我相信南京大屠殺絕大多數受害者是以這樣一種方式被殺戮的。這樣一種冰冷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過，它是一個國家的武裝機器執行的，非常有秩序和規則的集體性滅絕。個案中殺戮方式之豐富，慘烈程度之具體，讓我們容易忽略戰爭機器集體滅絕那種刻骨的陰冷和無情。它是機器對物的清理。這是我對戰爭中大屠殺的本質的理解。”
努力在日本上映
經過四年相對投入和單純的創作階段，現在要面對復雜的社會討論，陸川時常感到措手不及。“而且你都不知道別人的動機是什么用意是什么，有的是他的真感覺，有的恐怕是競爭對手的策略，要激怒你的手段……”
陸川這樣的說法自有所指。
面對“漢奸電影”之類的批判聲音，陸川坦言心情復雜。但隨后他了解到新的情況——這些議論恐怕大多來自一個統一的源頭。“有另一部南京題材電影，我們通過特殊的渠道拿到了他們完整的宣傳計劃，那就是要綁定《南京！南京！》做宣傳。他們的宣傳人員也進入了我們的媒體場觀影，然后連夜開會，準備把我們的電影帶到溝里去。”陸川把對手的策略概括成幾個步驟：“第一步，渠道贖買；第二步，輿論綁架；第三步，政治謀殺。”“你會看到很多不正常的稿件。他們在有意識地煽動民族主義、網絡憤青，后來甚至都不是煽動，壓根就是他們自己換著馬甲在偽造民意。”
陸川在《南京！南京！》里想要剖析的戰爭之惡，似乎正微妙地對應了影片本身的某種遭遇。他認為可以定義為“娛樂營銷”引發的另一場戰爭。“戰爭的核心就是利益，我們以前老是把日本人對我們的仇恨故意夸大，其實日本對華戰爭的核心就是利益，它想成為大陸國家不想做一個島國，它貪圖你的土地、礦藏，廣袤的財富……戰爭發動一定會有一整套意識形態工作的跟進。比如首先是宣傳，輿論綁架，營銷他的戰爭思想，要控制渠道。”
網絡輿論曾讓陸川擔憂，而對局外人而言，無關理性思考的謾罵至少也干擾了對電影，對陸川的嚴肅討論。不過影片的城市巡回宣傳開始之后，陸川說，“我發現那一切都是假的，而影院里觀眾給我們的掌聲是真的。”走過了10個城市，進了40個影院的影廳，“我還沒有遇到觀眾站起來質疑我們，而是眼淚、掌聲、嘹亮的國歌聲。沒有走出去之前是不知道的。今天在重慶，一個個學校組織看，在沙坪壩區，黨員干部組織看；沒有人站起來說陸川你做錯了。都說你是好樣的，中國人終于能自信地去看這個問題。”
最令他念念不忘的是，他越來越覺得自己不是在解釋電影，而是在和觀眾一起學習電影，“而且這個過程非常愉快。比如在成都，一個觀眾給我講：我在你這段祭祀的戲里看到了精神控制，文化對底層民眾的精神控制。我突然覺得對啊，不就是在說這個嗎？我自己在回答記者問題的時候未必想到這個詞。觀眾思想的深度廣度，和內心情懷的質樸，我們都得重新去認識。是我們在引導大眾，還是我們忽視了大眾的智慧，這是我在反省的事情。我真覺得老百姓的智慧不得了。一路走下來，我發現以前我不了解人民這個詞的意義。”
另一方面，陸川正努力爭取《南京！南京！》在日本的公映。
陸川看過鈴木清順導演的《春婦傳》，講侵華戰爭中一個日本慰安婦的故事，他說對《南京！南京！》的創作也有幫助。“其實日本導演對這場戰爭的反思還是挺深刻的，包括大島渚的《圣誕節快樂，勞倫斯先生》等電影。你不能說日本人不反思，但確實在南京大屠殺和抗日戰爭這事情上他們就是不承認，我不明白到底為什么。所以非常想把這部電影拿到日本去演。李纓導演的紀錄片《靖國神社》在日本公開發行，也給了我們很大的激勵，讓我們覺得有可能做到這件事。”
李纓反倒還在為《靖國神社》在中國的公映努力，他不明白他的電影為什么遲遲拿不到公映許可。
網絡編輯：莫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