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區慈善:政策及實踐回溯,現狀與未來觀察
社區慈善是多元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的關鍵抓手,近年中央到地方相關政策陸續出臺。中國社區慈善歷史源遠流長,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四個主要發展階段,并呈現出區域性、互助性、復雜性等特征。未來社區慈善的發展需把握五社聯動、品牌化、數字化等趨勢,還需強化定位,做好跨界協同。
責任編輯:鐘金秀
2024年7月15日至18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于北京舉行。會議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首次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的重要論斷,并將其與“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更好相適應”并列,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導思想的實踐路徑。
政策與需求:新時代呼吁社區慈善的發展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是新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會議,在這一深刻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的倡導、教育與養老公益領域的活躍表現,社會組織在基層社區的蓬勃發展,以及公益慈善事業在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得到充分肯定。如何更有效地引導和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使之成為一股重要的社會治理力量,無疑成為一個重要而長期的工作與目標,而深化社區慈善的發展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抓手和發展方向。
在中央文件當中,“社區慈善”最早出現在2015年民政部印發的《關于指導村居委員會協助做好社會救助的工作意見》,其中提出“要大力發展社區慈善,規范社區募捐,探索設立社區愛心救助基金,鼓勵、支持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和愛心人士等針對困境家庭和救助對象開展慈善救助?!?016年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進一步明確規定,城鄉和社區組織單位可以在本社區內單位內開展群眾互助性互濟性活動。當前,《慈善法》的修改為社區慈善提供了更為堅實的法律保障,進一步激發社會多元主體參與各種慈善活動的積極性,也明確了支持社區慈善的發展。
在具體實踐中,各地結合當地實際制定更為細致的政策措施以支持社區慈善的發展。近年來,廣東、上海、湖北、四川等地積極響應出臺多項地方法規政策,進一步指導社會力量如何更有效地參與社區慈善活動。如《廣州市慈善促進條例》第二十六條及二十七條提到鼓勵發展社區慈善活動;《上海市慈善條例》也設立了社區慈善的專章,其中第三十七條規定,本市建立社區與社會組織、社區工作者、社區志愿者、社區自身資源的聯動機制,將社區慈善基金和慈善類社區社會組織作為社區慈善的重要載體,也把互助互濟和慈善活動作為社區慈善的主要內容;《湖北省慈善條例》也明確提出要完善的是城鄉基層社會捐贈體系。今年6月四川省出臺了《四川省社區慈善發展指引(試行)》,為推動社區慈善事業健康發展提供了具體指導。
概念與傳統:中國社區慈善實踐回溯
關于“社區慈善”這一概念,盡管國內目前尚未有統一的定義,但通過深入探索和實踐,我們可以發現它的一些顯著特征。從活動范圍或地理界限來看,社區慈善通常限定在基層的某一特定地理區域空間之內,如村落、小區或鎮街。這種“家門口”的慈善形式使得社區慈善更加貼近居民生活,能夠直接回應和解決當地社區的實際問題,為居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幫助。其次,開展社區慈善活動的主體多元化,為社區慈善注入了豐富的活力和創新元素。這些多元化的主體增強了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使得慈善活動更加深入人心。與此同時,社區慈善的資源一方面依賴于本地社區的支持,這種資源依賴性使得社區慈善更加注重本土化和可持續性,能夠更好地與社區的發展需求相匹配,另一方面,社區慈善也在此基礎上向外多元拓展,尋求更廣泛的合作與支持。
事實上,傳統中國社區慈善實踐歷史源遠流長類型多元。根據相關學界對中國慈善史的梳理,中國古代社區慈善活動始于西漢東漢年間,成熟于隋唐宋元時期。當時我們捐贈的財產設施和物品被稱為義倉;無償供給行旅食宿的邸舍被稱為義舍;免費讓大家讀書的以前叫義學;捐的田地叫義田;捐的米叫義米……還有被稱為粥局、善堂等的這些都是傳統中國的社區慈善。
當然,我們的社區慈善傳統有一個停滯期。從1949年到1978年被稱為國家辦社會和單位辦社會的時期,民間自發的慈善事業被叫停,社會保障和福利全面納入社會事業統一計劃管理。如1951年中央政府頒布了勞動保險條例,在全國逐步建立起國家保障為主的方式,以全民所有制單位員工為主要對象,在單位和機關事業單位為基本管理層次的國家保障制度,由國家承擔起了社會福利的全部責任,排除了民間資源慈善。無論是文學影視作品還是人們的日常的言談,當時提起慈善是非常負面的,甚至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偽善。這一時期社區慈善讓位于國家福利主義。
改革開放以來的最近四十多年社區慈善發展,在我看來又經歷了多個階段。
一是 “社區發展”議題期。在70年代至90年代,中國最發達的社區慈善并不只出現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而是在內地欠發達鄉村社區。一些國際社會組織和發展組織來到內地社區做農村社區慈善,帶來了賦權理論和參與式發展觀念。
二是“市民社會”議題期。1990年代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和民營企業家群體的壯大以及人們物權意識和維權意識的提升,尤其城市社區開始強調公益慈善應該通過關注公共事務,建構公共領域,實現居民合作和政策倡導。
三是“專業化慈善”議題期。2008年,因為汶川地震的發生,大量社會組織和志愿者和資源涌入災區社區,參與抗震救災和災后重建,應急慈善呈現出民間力量。之后黨中央國務院不斷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加大社會組織扶持力度,增持政府購買服務的力度,2008年甚至被稱為中國公益慈善元年。這個時候我們開始強調公益慈善要專業化,社區慈善也進入專業化時期,這種潮流到今天方興未艾。
四是“跨界引領社會創新”議題期。事實上從2000年以來,有一種觀點強調社區慈善應該是跨界合作,比如我們今天講“五社聯動”,包括一些慈善理念如公益創投、社會影響力投資、公益金融、科技互聯網公益等……社會創新有可能把社區慈善重新定義而走出專業主義和量化理性管理主義帶來的迷思。
現狀與未來:社區慈善發展趨勢
社區慈善具有區域性、互助性和復雜性三個明顯特征。社區慈善是身邊的慈善,看得見的慈善,人人可參與的慈善。所以社區慈善具有區域性,它往往是在一個某種空間的范疇之內?;ブ泽w現在它是居民之間,居民和社區的單位之間,群眾的各種社會團體之間的一種守望互助。復雜性在于中國社區的多樣性,有的是純農村戶籍人口的鄉村社區,有的是都市中高檔樓盤商業小區,有的是單位制社區,有的是老舊社區等等。所以每個社區的人口要素不一樣,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不同,還有社會心理要素也具有極大的差異性。但新時代社區慈善也有一個統一基本原則,就是要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要在有關黨政部門的牽頭下,當前隨著機構改革事實上涉及到社工部、政法委等黨委機關、民政局等政府部門以及工青婦等群團組織的參與,同時融合社區村居委、社區慈善基金(會)、鎮街級慈善會、社區企業和社區志愿服務組織、專業社工力量,動員社區居民廣泛參與。
然而,社區慈善在發展過程中仍面臨諸多挑戰,如如何調動社區廣泛深入參與、突破資金籌集與管理難題,以及提升慈善資金與慈善服務的運營管理能力等。對于社區慈善的發展趨勢,我認為主要可以關注以下三點:
一是五社聯動下多元參與的活力被激發。社區慈善不再局限于單一主體,而是逐漸向多元主體共治的方向發展。五社聯動為社區慈善營造了良好的社區氛圍與基礎,各方合力形成的協同效應為社區慈善事業的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也讓社區居民的多樣化需求在社區慈善發展中得到了真切的滿足。
二是社區慈善事業的專業化和品牌化日益受到關注。在社區慈善建設活躍的地區,具有地方特色的慈善品牌項目不斷涌現,慈善服務質量得到了重視和提升。這些品牌化的慈善項目不僅提升了慈善事業的影響力,也將在未來帶動更多社區慈善項目的涌現,進一步激發社區慈善的活力。
三是數字化和智能化的場景應用為社區慈善提供了更多可能。隨著科技的發展,互聯網募捐、大數據支持等技術的應用提高了慈善活動的效率和透明度。當更多智能化工具被廣泛應用于社區慈善領域時,將極大地提升慈善活動的便捷性,推動更多地方加入社區慈善的探索行列。
最后是給社區慈善工作者的一點建議。
首先,要不斷地重新定位社區慈善究竟是什么。面對社區和社會的問題,我們只是籌款和用錢嗎?我們只是在談提供扶貧濟困養老救孤助殘嗎?可能還要面對和回應社會結構性問題,比如貧富差距問題、社會道德問題,要進一步思考如何發揮社區慈善在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要求當中的“社會協同”的作用發揮;回應國家對社區慈善的定位和期待。
其次,要做的是真正的聯合。每個社區組織的力量其實都非常有限,但也必須看到自身優勢。每個人都是弱小的,每個組織都是弱小的,必須聯合起來。要聯合聯合再聯合,不但要進行組織的聯合,還要進行政社的聯合,政企社的聯合。要做跨界協同治理當中的社區慈善,政府、企業,包括社會力量要進一步地協同,要構建政府和社會的互信系統,企業和社會的共建系統等基礎性設施,然后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發揮各自的優勢以及合作的力量。
(作者周如南系中山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智庫專家)
校對:趙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