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儒:既不要“被集體”,也不要原子化
在中國的東南數省,以浙、閩、粵等為代表的地區,有更發達的家族、鄉黨等小共同體資源,抱團創業,信任和交易成本低,因此這些地區反而具有更大的經濟力量和社會活力,有眾多的家族企業、鄉黨小共同體的融資方式,并能在海外具有開拓發展能力,在中國的經濟結構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那些更原子個人化的地方,得到的恰恰不是更發達的“自由市場”,而是更官僚化的管制。
責任編輯:陳斌
大家都熟知,孟子一直對墨家學派進行批判。墨學主張愛無差等、摩頂放踵,要“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其大愛無疆和陳義過高的烏托邦色彩,和一神教確實有相似之處,對于涉世未深者,尤其是生活方式很原子化的年輕人,往往特別有吸引力。
墨家、一神教,都是傳統小共同體社會逐漸解體,人員高度流動起來,龐大陌生人社會時代的產物。是人性天然對共同體的渴求,在散沙化、原子化時代,發明出來的一種用力過猛的奇怪替代品。
司馬牛之嘆
在墨家出現以前的中國,封建和宗法的社會結構,人們普遍生活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的小共同體之中,以差等和多層次的豐富結構實現社會合作。
而基督教出現和發展之前的希臘、羅馬社會,也是遍地由父系家族、宗族為本位,再組建的城邦和國家,人人都有家族的墓地和祖先崇拜的圣火,小共同體足以提供養生送死和終極關懷。
庫朗熱(Fustel de Coulanges)在《古代城邦》一書中說,古希臘、羅馬人信仰的是一種“家庭宗教”,死去祖先也就是凝聚家庭的神。
而在遍地小共同體被強王權、強國家崛起打破之后,出現了一系列問題,最著名的就是“司馬牛之嘆”,所謂“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論語·顏淵》),這位沒有小共同體的司馬牛,感慨自己是一個孤苦伶仃的原子個體,羨慕別人有“兄弟”——其實宗法社會的“兄弟”還包括堂兄弟、遠房堂兄弟等,其實是代指一個大家族,即小共同體。
對于司馬牛的嘆息,子夏提供了一個方案,所謂“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子夏說你只要做君子,把有共同價值觀的陌生人都吸引到身邊,那么一樣是可以有自己小共同體的。子夏這個方案,當然也不能說錯,共同價值觀的好友,確實是構筑一種小共同體類型的方案。但如果將這一邏輯無限放大,凌駕于自然血緣等共同體的價值之上,下一步就是各類“大愛無疆” 的思潮大行其道。
大愛無疆的信仰幻滅之后
墨家、一神教這類大量原子化的陌生人之間想要形成新的大共同體這類努力,往往在發力上缺乏靠譜的邊界感,用力過猛的同時,就是在設教時一開始就陳義過高,違背了人的自然本性,到后來稍微向自然狀態轉型,就進而產生出一系列的大奸大偽。
甚至大愛無疆的信仰幻滅后,突然變為另一個極端,成為楊朱那種“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孟子·盡心上》),徹底自私自我,覺得信仰就是特別虛偽的那種裝,什么都不信才是真性情的真誠之人。在信仰狂熱的時候,覺得爹親娘親不如信仰親,為了信仰和大愛可以去摩頂放踵,被磨成粉末都在所不惜。在大愛信仰幻滅后,就突然跳到另一個極端,為了公共利益,哪怕只是拔下身上的一根毛,這種代價都不愿付出,覺得看透了一切,只要提超出個體利益之外的任何東西,都是在忽悠人。
《十日談》之類的笑話中,特別喜歡談神職人員和精英,本來應該發誓為了大愛無疆信仰而放棄個人家庭、私產,獻身給宗教的出家人,在信仰幻滅后,踐行的卻是各種愛錢如命、貪得無厭、買賣官職、豢養情婦,以私生子繼承自己官位,并瓜分為“大愛無疆”而設立的教會公共財產。
這種現象,從“逃墨必歸于楊”的角度,其實很容易理解,這些神職官員作為技術官僚精英,對基督教的最初發心其實是興趣不大的。瓜分公共財產,扶持自己私生子,其實是想建立正常家庭、擁有家庭正常私有財產這些本能驅動下的產物。但原有“大愛無疆”制度和基本結構又決定了一切原則都陳義甚高,因此向更正常本能轉化或靠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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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吳依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