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眼中的貪官

北京律師錢列陽迄今已經為四五十位落馬官員辯護過，他笑稱“從原科級干部到原部級干部都有，可以開一個班”，包括原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總導演趙安受賄案；農發行副行長于大路受賄、挪用公款案；原國家藥監局醫療器械司司長郝和平受賄、私藏槍支案等。

圖/梁偉馳

貪腐官員入獄后，往往就在公眾中消失了，而只有辯護律師才有機會感受一二。

錢列陽總結的落馬后的“貪官”有三種類型：一種是憤怒者的心態，認為自己落馬是權力斗爭的結果，這是官場的“潛規則”，于是憤怒地揭發其他人。

第二類并不是有意而貪，而是法律上的無知。這些人主觀上沒有貪的故意，客觀上有貪的行為，他們非常缺乏刑事法律知識，以為“我可沒答應要，那就是沒拿”，實際上錢都到了辦公室了，國務院學院系統某局級干部王某就是這樣。辦案機關從他辦公室查出10萬美元和10萬港元，如果他想據為己有，他早就交給老婆或者存到銀行了。他認為自己很冤，錢列陽告訴他：“這塊肉明明在你嘴里，沒有咽下去，難道能說你沒吃？”

第三類是真正的貪官，主觀上就想貪錢。錢列陽總結出五個特點：一是50后出生；二是“文革”后的第一二代大學生；三是年輕時吃過苦，很勤奮努力到現在的位置，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苦；四是在本職崗位上做出了很大的成就，是為黨和國家立過功的；五是家里只有一個孩子，到國外上大學，工資不夠孩子出國的費用，行賄人就負擔了這些費用，直接給孩子匯錢。他前后辦了十幾個這樣的案子。

貪腐案件背后折射的官場潛規則令辯護律師們擔心，錢列陽分析說，很多官員受賄不是為了個人的生活，而是為了向更高一級的人行賄。他們左手受賄，右手就行賄。

“現在的問題權錢交易還在其次，權權交易是最可怕的，刑法上根本沒有認定。比如公安局提拔了銀行行長的小姨子，銀行行長心照不宣，日后就會為公安局長的兒子辦公司開綠燈。這種情況刑法是夠不著的。我在跟他們打交道的時候，了解到這種情況越來越多。”

因為接觸案例較多，往往又能與貪官有著相對深入的交流，辯護律師們的情感未必能像普通民眾那樣專注于他們可恨的一面。

律師許蘭亭被認為可能是代理貪官案件最多的律師，“他們也是人。法律上否定了他，但道德上并一定否定了他。”所以，他覺得必要的尊重還是要給予，他不認同“貪官”的提法，“最后判決了才能被認為是罪犯。”

錢列陽看到的更多是對貪官惋惜和遺憾的一面。

“這些人都是一些領域的大專家、大能人。比如郝和平（國家藥監局醫療器械司前司長），對醫療器械的研究和了解不是學者能比擬的。還有農業部的農墾局原副局長丁力，他是提出‘農村企業化’的第一人，因為受賄幾十萬，被判了8年；農業部的孫鶴林，在青藏高原呆了二三十年回來，身體也垮了，因為女兒的事情牽扯進去了。”

從個人情感的角度，他為他們感到惋惜，也為社會付出這樣代價感到痛心，“他們的落馬也是社會財富的變相流失”。

“相比于那些進去的，很多干部都算是幸運的。”陶武平最大的感觸是：這些位高權重的官員想撈錢太容易了，權錢交易是永恒話題。

他的舊知韓國璋在一審判決后，情緒很不穩定，陶武平代表家屬在看守所正、副所長的“陪同”下去看望他。短短二十多分鐘的會面時間里，韓國璋哭了五次，“嚎啕大哭，22項指控，他都是認了的，應該是悔恨。”

韓國璋年近60歲，有很嚴重的腰間盤突出，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整個會面由看守架著，兩只手還得撐著桌子，過幾分鐘就換一種姿勢。這次會面令陶頗為感慨，“那一刻我覺得他挺可憐”，他只能安慰韓國璋：你快六十了，而且是經濟犯罪，符合保外就醫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