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苡 | 《雨花》一年

進了《雨花》編輯部

1956年到1957年夏天，我被派到民主德國教了一年書。從東德回來后，趙瑞蕻回到南大中文系，他原來就是南大的人，算南大外派的，我從水利學校辭職后再沒工作，不在單位，但在東德教書，又是教育部派出的，也算公家的人了，照例還是要安排的，回來后我的狀態就是“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這時候俞銘璜已到了南大中文系做系主任。那時候有“干部下放”一說，省委宣傳部的兩個領導，俞銘璜“下放”到南大中文系，徐進“下放”到南師。俞銘璜跟我說，你可以到中文系來。我是有中文系情結的，有點動心，但他是希望我當他的秘書，我不喜歡上課，但更不喜歡做行政啊，再說我又不是黨員。還有一條，是我一直有點犯嘀咕的，就是夫妻在一個單位里好不好。不知道俞銘璜是不是就是隨便一說，我說我做不了秘書，他后來就沒再提了。

俞銘璜就說，那你去《雨花》吧。這樣就去了《雨花》雜志。名義是“特約編輯”，——其實就是臨時的，沒有編制。照俞的說法，我是不用坐班的，在家里看稿就行。去了之后，雜志主編章品鎮說，這里是每天要坐班的。他是“現管”，我又不能抬出俞銘璜的話來頂他，于是便天天去上班了。我最怕坐班，這一輩子，當真天天“點卯”，也只有在《雨花》那段時間。

《雨花》是省作家協會的雜志，辦公是和作協一起的。起先在山西路百貨公司的后門那兒，后來搬到了天山路。那里原先是哪個國家的使館，后來省里接收了。我每天從陶谷新村去上班，來回都是走路。

我過去沒怎么在單位待過，在水利學校時間不長，還不坐班，后來在東德教書一年，上班是怎么回事，一點不了解，單位里的規矩之類，更是完全不懂。別人看我大概會覺得有點奇怪。比如穿著上顯得“洋”氣，我自己一點意識不到。我根本不是時髦的人，只是在東德生活了一年，穿著上往那邊靠，習慣了，一回到國內，就顯得有點與眾不同。蕭珊是比較時尚的，連她都說，我和趙蘅一看就是“從外國回來的”。顧爾鐔是雜志副主編，一直挺保護我的，有次沒什么人時指指我腳上的鞋說，上班時就別穿這個了。當時是夏天，我腳上是鏤空的涼鞋，我說我又不是沒穿襪子，不是穿著絲襪嘛？那鞋也并不是高跟的，只是比平跟高一點而已，我已經穿了幾年。當然他是好意提醒，說明有人議論，當作奇裝異服了。

編輯部就那么多人，天天坐班，時間長了，自然熟了?！拔母铩焙螽斶^江蘇省作協主席的艾煊，原先是省委宣傳部文藝處長，結果五七年降級處理了，到《雨花》當普通編輯。他和我、曹傳炬在一間辦公室，就坐我前面，抬頭不見低頭見，而且我覺得他人挺好，就喜歡和他說話，他有點不敢說的樣子。好多年后他跟我開玩笑，說，那時我是罪人，誰都離我遠遠的，就你跟我說話，像沒事一樣。你不知道我是手里拿著帽子的呀？被宣布為地、富、反、壞、右，就叫“戴帽子”，寬大處理，則叫“摘帽子”，摘了帽的右派叫“摘帽右派”。艾煊沒戴過帽子，當然也就談不上摘帽，但他是差一點就要戴帽子的，所以他說是帽子拿在手里。當時他的處境還是挺糟糕的。我跟他說話不是因為膽子大，是因為根本不知道這些。沒人跟我說過。

1956年，趙瑞蕻、楊苡夫婦和三個子女攝于上海。

看稿

在《雨花》，我的任務是看詩歌類的稿子。稿子多到看不過來，從地上堆到比桌沿還高。我開始工作了，也沒人給什么指點。只給我一個擲紙簍，說不行的就扔里面。其他什么也沒交代。我也沒覺得有什么要請教的，好的稿子留下來，不好的丟掉，這有什么難的？于是就憑自己的喜好看稿?？吹煤芸?，紙簍里不多時就有了好多紙團。有一天坐我后面的曾傳炬說，不能這樣啊，從簍子里揀出幾篇，鋪平了點撥我，某某是哪一級的領導，某某管我們啊。那些名字我都很陌生，我對領導什么的兩眼一抹黑，完全對不上號。他這么說，我也不知該怎么辦。第二天他遞了個條子給我，上面寫著一些名字，說是以后有這些人的稿子，就讓他來看。我求之不得，當然照辦，再不用我煩神了。

看過的稿子太多，而且盡是口號式的，都看麻木了。作者里孫友田是為數不多幾個我記住了名字的。當時強調要培養工人作家，上海出了好幾個了。凡工人的稿件要優先用。有次看到孫友田的來稿，注明是“工人”，我看了很新奇，因為不知道投稿還有注明身份職業的。是一首詩，寫礦山的，我認為寫得不錯，就選了備用。給章品鎮一看，他就笑，說，肯定是學生寫的。我就問他，寫得好不好？好就該用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