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接班

“財富的傳承是容易的，但是，在任何國家，企業家都是一種稀缺的資源”

這是一個令這個社會的多數人羨慕、妒忌卻所知甚少的特殊群體。

他們在物質上的極度富足，精神上又背負著不能承受之重。他們活在父輩的陰影之下，渴望被父輩和這個社會所認可。他們渴望自由，又常常妥協和對家族的責任和義務之間。

他們是民營企業“富二代”，一個改革開放30年的必然產物。在未來的10年里，隨著父輩老去，他們將陸續接班，成為這個主流商業社會的“玩家”。，

他們的“奮斗”，是一個混雜著青春和熱度、挫敗與成長的故事。

一個眼鏡男拿著“我愿娶宗慶后女兒”的求愛信

在這個商業主流社會，年輕人還是弱勢,“接力中國青年經營協會”這樣的機構應運而生，團結了一些年輕人

鄭萊莉等一批年輕女性開始繼承家業，她們比男性更善于溝通　圖/朱躍

左至右季偉特、陳豪、繆新穎、陳天紅、許濤芳

夭折的革命

26歲的繆新穎長白頭發了。

雖然常常勉做老成，這個1982年生的青年卻長著一張純凈的娃娃臉，熱情率真，有著上世紀風靡一時的配音演員童自榮一般的嗓音。

他是溫州新豐鞋業老板繆存良的兒子。2003年從加拿大留學回來，按父親的培養計劃，他先被安排實習半年，然后到家族的一間公司負責人事。雖然只能算是“人力資源總監”，公司里的員工都畢恭畢敬地稱他為“繆總”，“他們叫我爸爸為繆董”。

一到下面公司，年輕的繆總對很多現狀“看不慣”，“懶懶散散，松松垮垮。”他決定整肅公司紀律。“我要帶給這個企業一種我們必須改革的決心，給他們緊迫感和這樣的危機意識——如果企業再這么繼續下去，我們不到5年的時間就會被淘汰。”期間因為精力和時間實在顧不上來，他停了自己在外創辦的一家小IT公司，“把精力投入在最重要的事上。”

他不久就發現，制訂的新政策制度根本推行不下去。老員工們當面從不和他沖撞，“唯唯諾諾，一轉身就陽奉陰違”。公司內部還有很多裙帶關系。“譬如老公是這個工廠的總監，他老婆可能是管財務。他老婆上班遲到了，我在場的話，他可能會當面批評她幾句，我不在的時候，這些政策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執行。”

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沒燒成功，繆新穎很不甘心。他以為，“歷史上的每次改朝換代，都必須殺掉一批人”。“老猴耍不了新把戲”，他決定培養自己的嫡系團隊“來做自己的事”。他招聘一批應屆大學生，還親自給他們做培訓。

然而，他的這些年輕人一樣和老員工們格格不入，“他們激進，想做成些什么，也就很難融入這個集體”。一年之后，他們紛紛離開。選擇跳槽還有一個現實的原因，無論是從薪酬還是從發展平臺而言，新豐這樣的民營企業遠沒有外企大公司這么有吸引力。

白費心血的繆新穎再一次成為光桿司令。然而，看著這個一臉稚氣的80后男生忿忿地批評著那些“沒有責任感、沒有忠誠度的年輕人”，很有一種黑色幽默的味道。

“這群小老板們懂什么呀？一來就指手畫腳，搞新花樣。他們以為把書本上的東西直接就可以搬來用么？幼稚！”溫州另一家私企的一位采購經理私下談起他們的小老板，不以為然地評價。“小孩子家嘛，不用和他認真。我們只聽大老板的。”

總結這場改革的挫敗，繆新穎的結論是“我們的心不夠狠”。而正是掌握著生殺大權的父親拒絕了他撤換改革不力人員的這一要求。

繆父：“他沒有經驗，太理想化，做事沒有底。我們走過了30年，心里還是有底的。企業發展到今天這種程度，我自己感覺是不錯了?？墒?，他受到外國文化的影響，或者是看到電影電視里外資企業里的工作態度，他就感覺到我們這些企業人員不行。但是，你想達到電視電影里那種忙忙碌碌工作狀態，你說這可能么？”

“我的要求是，只要你把本職工作做好，就可以了。你要他們天天去創新，像張瑞敏說的那樣，我們目前還達不到。如果非要改，只有把人全換掉。我和他這個事情上有一些爭論。我們認為，這個只有等他這一代接班了，該換人、該淘汰人就由他決定。在目前我還掌權的時候，他還過不了這一關！”

“我要明確一點——新穎以后接班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不一定就是總經理，當然一定是董事長。我現在手下也有3個總經理。”

僵局

兩年過去了，他覺得自己在荒廢時日，總想使上全身的勁，卻總也使不上。

“壓力很大。別人總認為你們是含著金鑰匙長大的。如果你們做得好，是應該的，是靠你們的爸爸。做得不好，就是敗家子。”繆新穎帶著一點不平說：“所以，我必須證明自己的才干。”

回國后在溫州的幾年，一直包圍著繆新穎的，還有孤獨感。以往的朋友、同學現在大多公司和單位的職員，或者是公務員，很少有像他這樣家庭背景的。“大家在一起就是喝啤酒、看球賽、商量著去哪里玩。每次我只有聽他們說這些，沒辦法插話。”

“人生的道路截然不同，關心的事不一樣了，沒什么共同話題了。”

奮斗

父子經過長談之后，做出一個共同決定：繆新穎暫時離開公司，獨自到上海創業。“確切地說，這不叫創業，是讓我來探索公司未來的新業務。”

這幾年里，繆父的鞋業公司也面臨著越來越沉重的生存壓力。2007年到2008年間，在政府有目的地推動“產業升級”下，出口退稅減少，新勞動法頒布，勞動力成本上升，加之外匯持續走高，像新豐這樣的傳統制造型企業利潤空間日益稀薄。

繆新穎設想的是和家族生意完全不同的新領域——期貨。到上海后，他收羅人才，結交這方面的朋友。“如果純粹做期貨，不管是套期保值還是套利保值，能賺錢的人微乎其微。國際炒家動不動就是幾百個億的資金，哪怕你能動用上億的資金也不算什么。最安全的，還是做平臺——證券期貨經紀公司。”目前，政策上對期貨經紀公司的資格有著諸多限制，繆新穎在等待機會，“花兩年時間在布這個局。已經準備得差不多。”

“產業轉型這樣的問題，公司里沒有其他人會考慮，只有我來考慮了。”他為自己找到了奮斗的新方向，渾身是勁。

家族企業全球網絡曾在羅馬尼亞、新加坡等地做調查，得出一個對比性結論：中國的家族企業傳承是最困難的。中國的企業從改革開放開始，發展時間比較短，現在面臨著從出口加工到發展自主品牌、從本地化到國際化、從銀行信貸到資本市場等等多重轉型的需要。

“從這一點說，中國的家族企業接班人壓力是最大的。本身企業的業務模式轉型已經很不容易了，還包括管理轉型，新團隊的重新建設、新的管理流程的建立、新的企業文化，這些都是非常復雜的過程，不是今天想了、明天就可以實現的。這是客觀存在的情況，他們沒有選擇。”該研究機構的總監于保平說。

硬幣總有兩面。在記者接觸的“富二代”群體中，除了像周小虎這樣部分在家族企業里接受接班培訓外，選擇獨自創業進入不同領域和做投資的各占三分之一強。對繆新穎們而言，在父輩們所熟悉的老產業里，他們幾乎沒有什么話語權，也很難擺脫弱勢地位。然而，在父輩們知識和經驗之外的新領域，他們可能會擁有自己新的機會。

溫州市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跟蹤研究了溫州民營企業二三十年?；貞浧鹪缒昴洗孑x、周成建打地鋪、睡地板的往事，他認為：“富二代從小成長環境優越，父輩生存意義上的壓力當然不復存在，不需要再去打地鋪。但是，他們面對的是“自我價值實現”的壓力、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

富二代們基本都受過高等教育，很多都有海外留學的經歷。而他們的父輩出身貧寒，大多只有小學和中學文化程度，很多人連普通話都說不好。管理學認為，家族企業傳承存在著一種“代際鎖定效應”，即代與代之間通常會鎖定在同一個產業上。然而，無論是從教育背景、知識儲備還是從大時代背景來看，富二代與父輩已截然不同，其中有些可能會做出新的選擇，打破這種“鎖定”，實現產業優化升級。

“財富的傳承是容易的，但是，在任何國家，企業家都是一種稀缺的資源。”

30萬元和一個影視公司

當季偉特向父親提出借30萬塊錢做事時，父親一口就拒絕了，根本不想聽下面他對這筆錢的用途和意義再作任何解釋。

這30萬元，季偉特打算用來自己創業。他父親是上海市上上不銹鋼管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這家最初來自溫州的企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如今已經是民營不銹鋼管行業的龍頭企業?！　?/p>

畢業之后，季偉特就在父親的公司做事。“很壓抑，透不過氣來。” 在公司里，大小事務都要向父親請示，他做不了主。在他眼里，父親和“經營之神”王永慶很像，專制，獨裁，如果自己哪一天膽敢起來反抗，結局也會像王永慶的長子——被放逐在外。

因為是家中長子，父親從小對他期望值很高，管教得尤為嚴格。記憶中，從小到大，季偉特從來沒有得到過父親的嘉許，得到的總是呵斥與不滿。“他很少耐心聽我說什么，要么教訓我，要不就是朝我大發脾氣。兩個人根本交流不下去。”

因為父親的關系，他結識了一位導演，決定創辦一家影視公司。是想挖個洞給自己透一口氣，更想證明自己。而且，“我認為企業經營是學不來的，一定是自己創出來。”

最后，他還是借到了30萬創業啟動資金。但他也很清楚，這些人所以愿意把錢借給他，完全是看在父親的信用和面子上。雖然想獨立創業來證明自己，他所仰仗的依然是父親的資源。

之所以選擇和家族事業八竿子打不著的影視業，季偉特有自己的打算。父親經營企業的方式很保守，也很低調，一直很排斥記者和媒體，“外界對很多情況都不了解，對他有很多誤解。我覺得，如果我們有一塊影視公司的業務，就能廓清一些事端，這對我們企業的公眾形象有幫助。”

影視公司目前主要業務是為一些公司拍企業對外宣傳片，還沒有進入真正影視片投資階段。但是，季偉特覺得，民營資本進入影視產業是有前途的，2007年寧浩的低成本電影《瘋狂的石頭》就創造了一種很好的贏利模式。

之前的30萬借貸，現在已還掉了10萬，今年可以把剩下的20萬全部還掉。“其實，真不還，也不打緊。”看上去有些拘謹和壓抑的他開起了玩笑。不知道是否因為受父親的影響，他面對媒體總流露一些警惕和不信任。

創辦影視公司的事，一開始完全瞞著父親。“后來媒體報道得多了，父親多少也知道了一些。”一次父親正好在他公司附近的一家酒店吃飯。他小心翼翼向父親提議，要不要到他的公司去看一下。“不去！”老頭子斬釘截鐵地一口回絕?；叵肫疬@個場景，季偉特非常非常傷心。“我當時就發了一個誓，一定要做出點名堂來。”

季偉特的苦悶，讓很多在場的“富二代”們找到了共鳴。浙江省中科企業研究院的調研表明，在眾多浙江民營企業中，父輩與子女之間普遍存在激烈的思想文化沖突：父輩覺得孩子不懂事，子女覺得父輩太霸道；父輩覺得子女太激進，子女覺得父輩太老套；父輩對子女不放心，子女則覺得自己得不到肯定……

“一代對二代的期望值很高，總是不放心，不肯放權。只有第二代超越他們時，他們才會認可你。問題是如果你不放權，他們怎么能超越你呢？”馬津龍反問。吊詭的是，出于某種奇特的心理，創業第一代甚至也不允許“二代”有超越他們的念頭。

媒體人士朱躍多年來和溫州企業家群體有著廣泛接觸，對企業家們這種矛盾的心態有著深切體會。在情感上，第一代對外界“何時讓子女接班”的老問題有著本能的反感，他們不愿服老，也不愿看到打下的江山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然而，另一方面，他們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一天天地老去，企業總有一天是要交給下一代，又不得不面對接班的問題。

這個群體普遍具有“強勢權力人格”，白手起家，在政策風險和商海沉浮中赤手空拳打下江山。而作為企業的主導者、決策者、管理者，他們對自己的判斷有著超出常人的自信，以及強烈的控制欲。他們很難容忍有人挑戰他們，即使是他們的孩子。

葉凡的父親和叔伯的企業——長城電器是溫州低壓電器的前三甲。他現在的身份是總裁助理。如今，他已經學會把自己的想法“放在心里”，不管是和為父輩打江山的舊部有分歧的時候，還是面對自己的父親。“我們之前會有個意見交流。他先不說話，聽我說，然后我看他的神情就知道他的意見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如果他否定呢，“那我就放在心里。”

“大概我是很不孝的。我和父親都是屬羊的，碰在一起就容易犯沖。”季偉特忽然流露出對父親的一絲愧疚。但是，他固執地認為自己很難妥協，因為“我對企業家的理解——他們就是探索新的未知領域，而且，這是不以意志為轉移的，而且，這就是以成敗論英雄的！”

“一代和一代之間的這種博弈是根本無法避免的，所以，才會有接力中國。”看似文弱的季偉特忽然間激動了起來，像要宣泄些什么，又像是宣告什么。

兄弟會的野心

低下身，計算好角度，繆新穎輕輕地一擊球桿，球打了出去。和他一起玩斯諾克的三四個年輕人立刻發出歡快的叫嚷。

當置身于蘇州河畔這家會所，他感覺不復是一個孤獨的粒子。會所的功能區很完備，圖書室、會客間、會議間，擺著各種休閑凳椅的休息間，會議廳里有3個人商談著什么。理事會辦公室里，一個面貌清秀的男生在不斷地接聽電話，顯得忙碌異常。

他叫陳豪，是這個全稱為“接力中國青年精英協會”（簡稱“接力中國”）的組織的發起人和現任理事長。他1982年生，老成中透著股靈氣，擅長與人打交道。在這里，記者無論問起任何一個是如何“找到組織”，回答都是：先認識陳豪，接著認識某某，接著成了會員。

陳豪喜歡交朋友，也喜歡介紹不同的朋友互相認識，常常組織一幫“二代”吃飯聊天談生意。到2007年，他有了把這種松散的人際交往圈做成一個正規組織的想法。“剛開始只是想做一個平臺，后來越來越正規化。”醞釀一年半后，“接力中國”在香港注冊，內地則掛靠在上海市楊浦區工商聯青年工作委員會下。

他承認，“接力中國”的出現，是因為“富二代”在父輩圈子中的弱勢地位，代與代之間的隔閡。“在這個商業主流社會，年輕人還是少數、是弱勢。我們的商業思維在溝通過程中不會這么坦然，很多不敢于去表達。”“最大的挑戰是孤獨感?，F在，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就感覺很溫暖，有種很安穩的感覺。這是接力中國最基本的需要。”

對剛加入“接力中國”的趙鑫來說，吸引他來這里的目的有兩個：交朋友，溝通信息。2007年回國后，他揣著父親給的一筆資金來上海學投資。他笑著不肯透露手頭的資金量，“主要跟投新媒體，譬如大風投投一個億，那我就投一千萬。”他手頭運營的兩個項目——財經和娛樂節目制作，都是和其他會員合作投資，“在這個平臺上，我們可以整合資源一起來做事。”

“我們都是很努力、很向上、很有責任心的一群人，不是大家湊在一起吃吃喝喝玩玩。我們的跑車是自己賺錢買的。” 每一個會員都會向你強調這一點。他們很敏感人們用“紈绔弟子”的眼光看他們。

“接力中國”相當活躍，維持著媒體的曝光率。目前已經吸收了50多名會員，主要集中在民營企業密集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在兩地舉辦過關于“接班”和民營經濟話題的論壇。3月底，會員密集的溫州成立了分會。在那里，記者碰到了一位跟著朋友慕名而來的香港女孩。

學生黨員出身的陳豪有一個懂政治的頭腦。當其他“富二代”流連于抱團的溫暖和直接的實際功用時，他有一個很大的野心——把“接力中國”做成一個長久存在、具有巨大社會影響力的組織，“像耶魯大學的骷髏會那樣”。

這個聽上去令人毛骨悚然的組織，是美國歷史上最神秘也最有權勢的共濟會式互助組織。曾走出過3位美國總統、2位最高法院大法官，還有無數美國議員以及內閣高官。從美國白宮、國會、內閣各部、最高法院以至于中央情報局，骷髏會的成員幾乎無所不在。布什父子就是骷髏會的成員。骷髏會只招收精英，成員基本都是美國的名門望族。一旦有幸成為正式會員，也就等于獲得了進入美國上層社會的敲門磚和通行證，新會員不僅會被傳授如何跨進國家權力機構的知識，畢業時還能得到各種通往權力和財富之路的登天梯——人際紐帶。

“骷髏會的成員可以得到很多機會，譬如到白宮去實習等等。我們將來希望也能為會員提供一些機會，譬如能推薦到市委黨校學習什么的。這些機會靠我們單個人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是這么多人在一起就有這個可能了。我希望，我們這個組織五到十年能走出馬云、郭廣昌這樣標志性人物。”

2009年，在上海市工商聯推薦下，儼然是“富二代”代言人和明星的陳豪列席了上海兩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這一年，他和其他兩位接力中國會員當選新一屆的“上海市青年聯合會委員”。

陳豪自己還是一家天使投資公司——藍海創投的合伙人。他的父親是浙江嘉興地區的著名企業家，20多年來每天早上七點就趕到工廠，風雨無阻。陳豪坦承，這種吃苦和勤奮是他這輩人無法做到的。但是，“在不同時代，我相信通往成功有不同路徑。”

這都是長遠的抱負。

眼下，這個擁有巨大財富繼承權的群體，也成為一些人追逐和“整合”的對象。在會所的候客廳里，每次總能見到幾個穿西裝打領帶、揣著皮包的中年人正襟危坐，刻意冷靜中掩藏不住不安的神色。他們幾乎都是揣著一份項目書，拜訪這些比他們小十幾、二十歲的孩子們，爭取可能的合作者。

千金掛帥

2007年，隨著碧桂園在香港主板掛牌上市，楊國強的二女兒楊惠妍進入了人們的視線。她獲得父親70%的股權轉讓之后，身價逼近700億港元，取代張茵成為內地新的女首富。而與此同時，作為典型的家族企業，碧桂園集團董事長楊國強借轉股欲培養女兒作為事業接班人的計劃也隨之浮出水面。

年方25歲，身家近千億，她的容貌、性格和婚姻，再度掀起人們對于“女繼承人”話題的關注。

在接力中國的會員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為1：4。調查顯示，對多數企業家來說，優先考慮的是兒子接班，然后才是女兒。在中國的文化傳統里，女性被期許的社會角色依然是“相夫教子”，此外，女兒終究是外人。而多數中小企業主仍存在“小富即安”的心態，如果接班人是兒子，父母對其接班的愿望可能會支持，但如果只有女兒，期望值就放低了。

然而，近些年來，民營企業家族的第二代繼承人中出現了不少女性的名字：宗馥莉、潘巍、左穎、劉暢、鄭萊莉、許濤芳、張靜靜……“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她們或是唯一的孩子，或是家中長女。從歷史角度說，是1978年中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賦予了這些年輕女性繼承家業的責任。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盡管比例不高，她們普遍表現得更為穩重和成熟，和父輩關系更和諧，很少出現常見于父子間的剛性沖突。而兒子們總想盡快地自己掌權，擺脫父親的控制，往往通過對抗父權來尋求自我認可。

在總裁辦公室里，許濤芳像一個陀螺般高速旋轉著。一身黑衣，素面，五官長得很精致，性格出奇的沉靜。2002年從新加坡留學回來，她從幫朋友帶回國外的幾件防輻射服中得到啟發，在父親的支持下，為做成衣的家族企業開拓了防輻射服裝新業務。

五六年間，“添香”幾乎壟斷了中國防輻射服裝的市場。防輻射服也成為集團公司旗下盈利最豐厚的板塊，占到全部利潤的60%以上。

小時候，我特別羨慕那些小康家庭的孩子，放學的時候，還有爺爺奶奶爸爸媽媽來接送。父母常常在外忙事業，我和弟弟都是阿姨照顧大的。人家吃水果都是父母削好，我只有自己去買。從小學到初中，我爸我媽從沒完整地參加過我和我弟弟的家長會，常常是和老師打個照面就走了。

在我爸工廠當了幾個月的業務員后，我說服父親做這塊新業務。最初，我們是替日本公司做代加工。我沒有婚育經驗，也沒結過婚，什么都不懂，就一家一家跑替我們代銷防輻射服的小店，把自己放低，向他們討教，我才慢慢了解孕婦究竟有什么特別的需要。

我爸剛開始也沒抱太大的希望，劃撥給這一塊的行銷費用也不多。我們的積累是像滾雪球一樣，衣服做出來賣掉，資金回籠，再有錢投入到廣告和代言。我們后來就像合作伙伴，后面的投資，是我爸拿出一部分，我自己拿出部分。

我爸從來沒有和我談過接班。他讓我從業務員做起。他也是要考察我：一有沒有這個能力，二有沒有這個意愿。他對我還是比較寬容。剛回來的時候，我也沒有太多想法。慢慢做了，才有感情，我付出了努力，收到了回報。有一天，我忽然醒悟過來，原來我承擔的責任是這么大：我們家現在的錢，三代也吃用不完，但是，我們還有這么多員工。我唯一的選擇——就是全面地承擔起這個責任。

讓我當甩手掌柜，找個職業經理人來替代我現在的位子，自己去爬山、旅行，我是做不到的。首先，能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職業經理人；其次，他會不會像我這樣對我們的家族事業有這么強的責任心和忠誠度？別人總說家族企業有多么不好，事實上，有些東西是血濃于水的。

企業家和一般人的不同之處，就是能很快地調整好自己的心理。我的EQ是很高的，我能很快平復自己的情緒。在同齡人里，我算是沉得住氣的。

我這幾年真正學到的東西，不是運營企業什么，而是客觀地看待一個事物。不管做什么，做事、做人也好，如果在這個檻上跨不過去，他會很難的。特別是做企業，如果你不能放下架子，客觀地來看待一件事的話，你就會繞很多很多遠路。

我爸從來不當面夸獎我，不管我做得多努力多好，所以我憋著一股勁要努力做好。但是，有記者采訪他的時候，他說他感到很驕傲。（笑）

我沒有任何個人興趣愛好，工作就是我唯一的愛好，滿腦子工作時感覺特別幸福，晚上加班到10點多，感覺特別充實。

“那你留給自己個人生活的時間呢？你這個年紀的女孩子都在忙著談戀愛呢。”記者問。

“記者怎么都愛問這個問題，我通常不喜歡回答這個問題。”她開始笑，“現在是干事業為主。至于家庭、愛情什么的，等我35歲以后再考慮。”

婚姻 婿養子

2006年年底，一條“宗慶后為女兒選女婿”的新聞被媒體們炒得沸沸揚揚。據當時來自娃哈哈的消息說：宗慶后如今關心宗馥莉的個人大事甚于接班問題，要“解決其個人問題后才考慮其接班事宜”。杭州街頭，一個20歲出頭的眼鏡男扛著“我愿娶宗慶后女兒”的求愛信公開示愛。后來還上了當地電視臺的地方新聞。

故事最后被演繹成了一場鬧劇。然而，在民營企業發達的杭州地區，老板們通過為女兒挑選青年才俊以確保家業得到傳承，早是公開的秘密。據說，有一陣子，浙江大學里年輕有為的博士頗得民營老板們的青睞，以至于博士間流傳著“干得好，不如娶得好。人生少奮斗20年”的玩笑。

“富不過三代”。這是一道讓中國企業家和富二代們內心糾結的魔咒。在西方，當家族企業的繼承人有其他的人生抉擇，或者其才干不足以成功管理企業時，聘請職業經理人是常規做法。然而，在中國，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家對家族之外的人缺乏信任。這和中國目前信用體制不完善相關，也和東方獨特的家族文化有關。

然而，同樣是家族觀念濃厚的日本采取了一種獨特的優選傳承制度——養子制。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眾多家族企業歷經20年不衰，不乏養子之功。住友集團僅1900年到1945年，總管家等29位家長中，出現6位養子。其他著名財閥，如豐田汽車第一任社長、松下電器創始人松下幸之助傳位的對象，都是養子。

在繼位的養子中，女婿占了很大比例。通常，掌門人會在公司年輕人中物色一個能力最強的年輕人，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再通過儀式將之正式收養為自己的兒子。再后，這個“女婿養子”成為家族的掌門人，并正式掌管企業。這種捆綁了家族聯姻和養子身份的廣義家族傳承方式，就是日本特有的“婿養子”制度。

三井家族一位掌門人甚至說：“我寧可要女兒而不要兒子，因為有了女兒我可以選擇我的兒子！”因為現任掌門人的可以到血緣之外找“婿養子”做接班人，這給他們的子女帶來競爭壓力。在這種競爭中，即使家族企業最終由兒子接管，“富不過三代”的概率也會比在中國低一些。”

據學者研究發現，在日本，“婿養子”掌控的家族企業平均業績高于親生兒子接掌的企業，而不管是“婿養子”還是親生兒子接掌，家族企業業績又平均優于代理人管理的非家族企業！其中，唯一被犧牲的，是一個年輕女性的情感和人生選擇自由。

這種介于“女婿”和“職業經理人”的模式，成了中國部分企業家的備選方案。如果是女兒接班，可以是女兒直接接手，另外，也可以通過選擇女婿競爭“上崗”——由女兒控制著股份，再對女婿的婚姻和權力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從碧桂園的故事中，我們已經嗅到了“婿養子”的氣息。2006年楊惠妍大婚。這位“乘龍快婿”的公開資料顯示：清華畢業、留學英國，其父為東北官員，之前一直效力于碧桂園?；楹?，碧桂園新業務大動作的背后不時出現他的身影。迄今為止，楊家二女兒從未在公開場合露過面，也從未接受過媒體采訪，在外流傳的是幾張模糊的婚禮截圖——新娘端著酒杯，一身喜慶色彩的中裝。

她的內心對愛情有著怎樣的憧憬？對婚姻有著怎樣的夢想？看客們無從得知，似乎也從不關心。

繆新穎干過最叛逆的事，就是不顧父母反對談了一場戀愛。我和他聊起了《喬家大院》中喬致庸為家族復興，舍棄青梅竹馬的表妹，另娶當地首富女兒的情節。“父親他們肯定也有這樣的想法。但是，我們家是天主教徒，還算民主，不會一定強求我這個。他們要我找一個優秀的女孩子，對形象、氣質、學歷上的要求都很高。很多還需要磨合。”

父輩的財富是祝福，也是個體的枷鎖。相比較而言，女性接班人們承受著更大的壓力、更少的自由選擇。在沉重的家族責任之下，這些正值年華的女孩，或無暇考慮感情問題，或因為特殊的身份和家族財富，和幸福有距離，有的甚至從未真正談過一次戀愛。

陳天紅是“富二代”中的活躍分子。這個彈古箏、愛看書的女孩有著一股濃濃的文藝味。用“閨蜜”許濤芳的話來評價，“天紅是很夢幻的”。和所有年輕女孩一樣，她喜歡談人生，談愛情，談星座。她有個弟弟，羞澀靦腆，“個性和我完全不同”。因為是長女，“從小覺得有責任為父親分擔些什么”。

“門當戶對”是父親對未來女婿的基本要求之一。天紅在這方面和父親并無沖突，“如果家庭背景差太大，在很多方面沒法理解，對方也會有很大的心理壓力。”可是，她霧蒙蒙的眼睛朝我投來一瞥，有些迷茫。

一個在現實中已經穿上水晶鞋的公主，沒有生活在童話里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