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圍堵中，日本經濟的“金蟬脫殼”之路

富士山和東京的天際線。視覺中國/圖

2024年上半年，日本投資海外獲得收入19.2萬億日元，相當于人民幣1萬億元，創歷史新高。

以上數據來自日本財務省8月上旬公布的國際收支統計。其中，因海外子公司分紅等而獲得的“直接投資收益”11.4萬億日元，同比增長4.5％，這是企業開展海外業務的直接成果。通過投資股票和債券而獲得的“證券投資收益”7.12萬億日元，同比增長20%。

2005年，日本宣布放棄堅持了百余年的“貿易立國”，轉向“投資立國”，二十年間成績斐然。

廣場協議后的1980年代末，在日元升值的逼迫下，日本企業不得不走出國門。同時，還面臨著持續了將近三十年的來自西方國家的貿易限制，左右騰挪下，開辟了新局面，產生了可供其他國家借鑒的日本出海經驗。

在此前的報道《出海七十年，日本何以“再造一個日本”？》中，我們復盤了以政府部門主導的日本出海之路。本篇聚焦于近三十年里，通過進軍海外，日本經濟用相對柔軟的身法規避了貿易沖突。

代價卻是，集體出海導致了國內產業空心化，并在政府解除外匯限制后使得海外日企資金回流，助推了當時的經濟泡沫。泡沫被戳破后，日本經濟進入“失去的三十年”。那些早早出海的企業卻“獨善其身”。

三十余年的貿易沖突中，日本的出海政策究竟得失幾何？

被迫出走

1985年，東麗株式會社（簡稱東麗）這家如今全球知名的化工企業，正面臨有史以來的最大危機。

這一年，美日兩國簽署了“廣場協議”，即與德、法、英五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的協議。此后，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美元對日元貶值了50%，也就是說，日元對美元升值了一倍。

日元大幅升值，導致便宜的“外來貨”充斥本土，本地產品競爭力急劇下降，也給出口制造業帶來了沉重打擊。當時主營纖維、紡織的東麗深受其害。

繼續向外走，幾乎是唯一的答案。大量日本企業開始在海外開設生產基地，東麗這樣的傳統制造企業是當時步子最大的一批。

公司官方傳記記載，它的事業結構作出了戰略性轉變——“留存核心事業和（加強）全球化”，內部簡稱“生存行動計劃”。

時任社長前田勝之助對全體員工說，“東麗在纖維領域積累了大量技術和銷售經驗，唯有重振纖維事業才是企業獲得新生的捷徑?！敝卣窭w維事業，關鍵是走向海外。

日本紡織業的出海歷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隨著尼龍和滌綸等合成纖維的問世，日本紡織業就開始了全球擴張。

官方傳記記載，彼時東麗除了向出口量大的地區派遣常駐人員，并沒有進行直接的銷售活動，而是將拓展顧客與營銷活動都委托給了商社，自己只負責生產，以及在當地提供技術服務。

這一時期的日本企業出海，大多只將海外作為銷售地，沒有在當地進行實業投資。進入1960年代，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國家開始實施進口替代政策，扶持自己的纖維加工業。純粹的出口行不通了，日本企業開始采取與當地資本合資的形式打入紡織、編織、染色、縫制等當地制造業。

譬如東麗的合資模式，由其負責資金和技術，當地政府負責土地和勞動力。這類合資幫助東麗的業務大幅向產業鏈上下游延伸，截至1973年，東麗的出口已涉及全球17個國家和地區的40 家公司，覆蓋了原材料、工廠、貿易銷售等全產業鏈。

該模式起初并不掙錢。1970年代石油危機以及全球經濟不景氣，導致各國經濟增長停滯，受此影響，東麗在東南亞的投資長期虧損，公司甚至一度考慮放棄海外業務。

峰回路轉發生于廣場協議后。雖然日元升值使得本土業務遭受重創，但東麗這樣早早布局海外的日本企業，海外產品反倒因為他國貨幣兌日元貶值，成本更低、市場更大，企業“因禍得?！?。

1980年代末的日本處于“泡沫經濟”之中。從1986年12月起，經濟出現過熱，股價、地價持續上漲，至1991年2月止，這一“繁榮景象”歷時51個月。其間，原料價格高企，出口疲軟，讓仍留在國內的傳統制造業苦不堪言。

那些早期出海的企業則嘗到了“甜頭”，海外市場不僅利于增資擴產，還能與國內不利的宏觀經濟環境形成對沖。

這更使東麗堅定了海外擴張的道路。1990年，東麗成為波音公司777型號的炭纖維材料供應商，標志著東麗從一家低端紡織業向化工業轉型。為了能在當地生產，東麗將新廠設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波音公司工廠附近。

北京城士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員李海燕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日本企業出海形成了一套極為有效的打法：先由大企業，如豐田、三菱出海，兩三年后，就能看到中小企業依次跟隨的過程。

“以大帶小、供應鏈依次出海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