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苡 | 成了南師外語系的人

本文作者楊苡（圖右）與丈夫趙瑞蕻在西南聯大合影。

新成立的外語系

1960年，南京師范學院要成立外文系，原先是沒有的，只有一個大專性質的俄文專修科。一般大學的外文系，最強勢的是英語，其次是法語、德語，至少民國時是如此。只有一個俄語，聽上去有點奇怪，但那時很正常，因為1949年以后外交上就“一面倒”，什么都學蘇聯。結果俄語的地位就上去了，變成學外語的首選，不單大學里，中學也有不少學俄語的，分成英語班、俄語班，到“文革”時都還是這個情形，我知道的一個學校，初中開始有外語課，一半的班級是學俄語的。學俄語的人太多，哪來那么多懂俄語的老師？有很多學其他語種的，就半路出家教俄語。         

南師這時候要辦外文系，不知是不是因為中蘇交惡，又需要其他語種的人才了。

負責籌建的陳國華到處招兵買馬。他是歸國華僑，燕京大學外文系畢業的，愛國，熱情很高。他先后找過徐克剛、婁紹蓮，他們都像我一樣，是南京文聯翻譯組的人。應該算自由職業，各人自己在家搞翻譯，沒單位，不拿工資的。不像我，《呼嘯山莊》之后，就沒怎么搞翻譯了，他們一直在不停地譯。

現在進高校，求之不得，當年進單位，也是大多數人的選擇。但那時稿費高，一直譯書，能出版的話，收入比當教師要高，生活是不成問題的。徐、婁都不愿進南師，徐在翻譯一位東歐作家的小說，婁紹蓮則在翻譯巴比塞，和出版社有合同，到時就得交稿。巴比塞是法國作家，法國共產黨員，譯他的書名利雙收，所以陳國華那邊，她一口就回絕了。

文聯也幫南師做過他們工作的，說有固定的工資可拿，婁紹蓮和徐克剛根本就不考慮。這樣才又通過趙瑞蕻找到我。趙瑞蕻先就替我答應了下來，他覺得當大學老師也還有面子，另外確實有一份收入，家里負擔也輕點。

陳國華因前面被拒，有點掃興，不過和我面談時還是很興奮，他有他的計劃，說他和我可以把文學課上起來。他原以為是要做系主任的，沒想到后來宣布張士一是系主任。張士一留學美國，學的教育學，之前是南師政教系的系主任，現在調來管外文系了。

陳國華想大干一場，找婁紹蓮、徐克剛和我這樣的人是有緣故的，因為我們都翻譯過文學作品，我還是作協的，搞一點寫作，自然偏文學。過去大學里都叫“外文系”，“文”是語文，也是文學，院系調整以后，不叫“外文系”了，改稱“外語系”，強調語言學習，重實用，文學不怎么講了。我上中西女校時，課本里就有文學，過去大學的外文系，都很重視文學，像聯大外文系，高年級的課都是文學課，哪有學外語把文學撇在一邊的？陳國華燕京出身，當然想恢復習慣的教法。他的興奮勁，也來自這里。

最后他做了系副主任，有點失望。張士一只重語言，他是正職，外文系當然是往那條路上走了。當然，陳國華就是當了系主任也不能自做主張，大趨勢擺在那里。

張士一是老資格，比范存忠資格還老，以前在中央大學教書時，卻比較邊緣。那時范存忠是系主任，他拿了博士學位的，張士一沒有。范存忠對他的英語不大看得上，有次范先生和我們聊天，開玩笑說，張士一那一套，只能在弄堂教教弄堂英語。

張士一的一套，是特別重視國際音標，弄得外文系上上下下特別強調這個。我不會這個，念中西女校時根本沒學過。聯大外文系倒有這課，潘家洵教的，但他說國際音標是個拐棍，學會了就可以扔了，不能仗著它學外語。所以我也沒很當回事。南師外文系里的年輕教師在英文單詞上一個一個注上音標，看我不注，就問，沒音標怎么念??？我說，就這么念啊。

張士一當系主任后和大家見面，讓每人念一段英語給他聽。他在辦公室里，我們坐外面走廊等，等于考試，又像掛號看病似的，我覺得特別別扭。我也不知會不會考我音標，還有點忐忑。結果進去，我念了一段，他笑說，很好，很流暢。就過去了。

這樣我就成了南師的人。

格格不入

南師校園就是過去的金陵女子大學，很漂亮，我中西畢業時還動過念頭是不是上金女大，母親抗戰時期到了重慶，也曾希望我從昆明轉學到成都華西壩的金女大，沒想到人到中年，我跑這里教書來了。當然，金女大剩下的只是一個校園，和原來那所學校完全不是一回事。院系調整以后，教會學校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女子中學還有（我知道的，“文革”前南京至少有四所女子中學，趙苡、趙蘅上的就是“四女中”），只招收女生的大學，那時也已經沒有了。

對我而言，學校里的一切對我整個是陌生的，除了校園。前面說過的，我一直沒有“單位”，在《雨花》雖也上班，身份卻是“特約編輯”，臨時性質，而且前后也就一年左右的時間。到南師，是正式的入職，從這時直到退休，我一直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