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模式：“政策救災”與土地試驗場

2008年6月11日，國土資源部出臺“119號文件”，被稱為“送給災區人民的一份厚禮”。災區的不同地區做出了不同的反應，成都，也許是最特殊的一個。

成都災后重建，有另一個特別的關鍵詞：“城鄉統籌”。2008年，胡錦濤曾在這里說：“以城鄉統籌的思路和方法推動災后重建”?，F在，這是成都發展的核心戰略目標。

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點上，恢復生產，需要建設的地；保糧食安全，需要種田的地。

災后重建，成都的“用地創新”，由此也成為一場試驗。
重拾
都江堰規劃管理局局長屈軍說,在物權法已經生效的今天,政府會尊重每個公民的權利。在都江堰災后重建工作中,會充分體現出民主和民生。
《震出一個“麗江”式的后花園》——南方周末2008年06月12日

文件編號“119”

2008年6月1日，國土資源部部長、國家土地總督察徐紹史帶隊赴川，他說國土資源部將“舉全部之力”支持四川省災后恢復重建，“急災區之所急，想災區之所想”。

僅僅10天后，119號文件出臺，內容正如徐紹史在災區調研時所述：確保災后重建用地，啟動用地審批綠色通道，實行特殊供地政策，加大災毀耕地復墾力度，維護群眾土地權益。

地震前，成都的城鄉統籌試驗已持續6年，并且在2007年成為全國城鄉統籌配套綜合改革試驗區。在農村土地問題上，成都幾乎涉足了所有敏感的邊界區域。

然而，成都不敢也沒有“越雷池半步”。

國土政策的每一個關口，都隱含著利益侵蝕、政策變形的潛在風險。也正因此，盡管“開展農村土地整治”已正式寫入了2009年中央1號文件，但身為全國土地大管家的國土資源部，一直面臨著“既要向農村要建設用地，又要死守18億畝耕地紅線”的兩難困境。

直到“災后重建”順理成章地成為疏解這一困境的契機。

換地換出60億

面對“119號文件”給出的更多空間，四川的不同震區反應各異。四川在其制定的相關實施細則中，既未提及&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