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地區何以成為生育率洼地？扭轉價值觀才是關鍵

最近40多年，是亞太尤其是東亞經濟蓬勃發展的歷史性黃金時代。少數瀕海的亞太國家和地區，借二戰之后的工業化、全球化浪潮和“產業梯度轉移”紅利，已經跨入了發達國家門檻。

而當取得經濟發展的成果后，曾是全人類最高生育率的亞太地區，卻迅速墜入超低生育率的人類發展陷阱。雖說當某地區進入準發達社會后，人口生育率就開始降低，低生育率似乎已是高收入現代化社會的共同特性。但相較較為緩慢、平滑變化的生育率曲線而言，亞太地區堪稱跳崖式生育率崩斷。

美國CIA《世界概況（The World Factbook）》與“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人口司”對2020-2025年生育率的預測（中等估值）報告等2023年數據，雖有些差異，但大體趨勢相同。

生育率5.0以上的國家：尼日爾（全球最高，6.73）、安哥拉、剛果（金）、馬里、貝寧、乍得、烏干達、索馬里、南蘇丹，全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而全球生育率低于1.25紅線的國家和地區，除意大利（1.24）位于西半球之外，新加坡、韓國等，全都位于東亞。相較而言，被廣為嘲笑的日本以1.39的生育率尚未墊底。

在亞太區域邊緣，澳大利亞的生育率為1.73（聯合國數據1.78），澳洲白人女性生育率為1.63，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婦女生育率為2.35。這樣的生育率，雖無法改變人口減少的總趨勢，但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已是不錯的成績，在亞太地區更顯得相當亮眼。

低生育率與價值觀

世界各地針對生育率降低的問題，多采取行政干預手段，給予懷孕婦女及其所生育的嬰兒一定財政補貼，以及產假優待。而歐美和亞太地區的實踐證明：盡管耗費了大量財政資源，但在刺激生育、解決人口失衡問題方面效果卻并不理想。

現實社會，僅僅采取行政和財政補貼方法，恐怕很難解決生育率快速下降難題。人是有思維、有情感的動物，并非養殖場里的雞、鴨。人有自我意識、情感需求、價值取向，且現代年輕人，更強調自身的情緒價值?，F代社會的生育率下降，與結婚率降低高度相關。

采用行政手段和財政政策，來刺激生育率的策略當然需要，但卻未必足夠。生育率、與婚育相關的人類心理活動，與價值取向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