療傷之旅中的“半路夫妻”
無論經歷多大的災難，只要人還在，最細嫩的情感和最現實的需要便會萌芽，哪怕在石頭縫里，也要長出一個個家庭
按照北川的習俗，喪事百天之內，不宜談婚論嫁。于是，2008年9月2日成了一個時間分界點。從這以后，男女之情的禁忌解除凍結。
無論經歷多大的災難，只要人還在，最細嫩的情感和最現實的需要便會萌芽，哪怕在石頭縫里，也要長出一個個家庭。
北川老縣城曲山鎮的婚姻登記員羅莉，在2009年春節前迎來了登記結婚的第一個高峰——二十多對。到現在，這個數字已經是八十多了。
在她的印象中，“三四十歲的中年人居多”，年齡最大的有六十七八。其中雙喪偶的大約占30％－40％。年齡上，男比女大的約占80％－90％，女比男大的約占10％左右。大約有10％的情況，男的比女的大出十幾歲。
人們顧不上先蓋起房子，也要首先重建家庭。整個社會網絡馬上行動起來，大量重組家庭的姻緣，來自親朋介紹。50歲出頭的段學良戲稱：“在安縣的十幾個同學，每人給我準備了一個（介紹的人選）。”
這是一個特殊的婚姻市場，在見面之前，首要的是基本條件的比較品評。“負擔輕的、有工作的好找，排著隊見面去。負擔重的，帶兩個娃的，就不好找——尤其是讀書的娃兒，人家一聽條件，面都不見。大些的能打工的娃兒還好些。算上撫恤金和保險，死了人賠償最高的是警察家屬，那是特殊職業。學生娃兒每個賠九萬多，大人每個才五千。我們這里條件最好的是一個女的，兩個娃兒沒了，各賠九萬多，永興鎮上一個做生意的把她找上了。嘖嘖。條件好的，晚上結伴在外面溜，耍朋友耍得開心；條件不好的，都沒人愿意見面，自己拉著娃兒，可憐呢。”永興板房區的一位老人說。
不滿30歲的劉紅梅，因地震而新寡。她在安昌鎮上的美容店工作，兒子朱宇航剛剛兩歲，每天跟著姥姥。她們對孩子說：爸爸走了。
為男孩找一個新爸爸的事情，進展艱難。劉紅梅的母親感慨：“自己中意的，人家不愿意要孩子；愿意要孩子的，自己又看不上。”
不只是劉紅梅陷入這樣的婚姻窘境。事實上，在半年左右的時間內登記結婚的重組家庭，多半有著極其現實的考慮。“八月十五從上面搬下來（住進板房），九月開始耍朋友，有的就住到一起了。為啥子這么急呢？男的要出去打工，一點家當總要人守著。”
新街，原來隸屬于曲山鎮的一個山村，現在是永興板房里的一個社區，原本總人口1177人，地震后剩下了857人，傷亡近三分之一?，F在這里的十幾對男女中，“沒登記的比登記了的多”。
第一對宣告瓦解的試婚關系，是一個49歲的養路段退休工人。他兩個子女遇難，一個兄弟有保險，“條件”上佳。一個30歲出頭的女子從北川另一鄉鎮的農村，趕來板房與他為伴。一個月后，遭到了男方父母的激烈反對，理由是女子的名聲不佳。
分手的代價，是男方“賠償”女方幾千元錢。
新街的“吳瞎子”三十出頭，個子不高，眼有殘疾，原來家有門面，條件優厚，剛剛抱上兒子。一場地震奪去了這一切。瞬間變得弱勢的他，偏又被無牌摩托車嚴重撞傷，傷及大腦。原本正在介紹的一個女子，在聽到車禍的消息后不再露面。于是，板房區巡夜的人，常能聽到吳瞎子的哭聲。一個男人，在深夜里泣訴自己的無望。
板房區里貼著各式各樣的征婚信息，其中有自稱上海退休人員的潘真安，要找“心地善良、賢惠、身體健康的有緣女子”，“最好對方有一女兒，老了有女兒照顧，女兒未婚、漂亮，便于在上海找對象成家，也成為上海人。目前上海的戶籍政策很嚴，要結婚十年，女方才能入籍上海戶口。有人故土難離，從沒去過上海，不知上海究竟好在什么地方。簡言之，上海的繁華和物品的極其豐富，在全國數一數二，有些物品的價格比這里還便宜。”
這張啟事上還公布了一個身份證號碼，以備查驗。
在永興板房附近住了幾周之后，潘真安在失望中返回上海。他本想“這里喪偶的人多一些，沒想到她們想要的物質條件那么高。見了七八個，還沒說別的，先提出要我代付養老保險”。
在永興板房的女人們看來，這個上海人是真是假，實難甄別。而在瞬間奪走一切的災難面前，未來的所有都顯得縹緲，也許一切都不可靠。她們提出的要求中有一個不約而同的共同點——養老保險。
相形之下，能夠找到公務員，實在是令人艷羨的歸宿。
2008年4月，50歲的文先萍拿到了離婚證書。5個月后，她成為北川縣人大干部段學良的妻子。這個在涪水鎮衛生院工作了近三十年的醫生，因為這一婚姻而得以調進北川縣婦幼保健院。她的幸福和喜悅寫在臉上。
兩人第一次見面，段學良就當著她的面撥通了電話，她聽出是打給縣長，詢問是否可以調動一個醫生。他沒有征求她的想法，甚至還沒有問她“同意不同意”。她當時“有點感動”。初次見面后的第20天，他們登記結婚。
文先萍的同事張小兵，嫁給了段學良的同事唐志國。兩個人的兒子都在成都讀大學，兩人都是鄉鎮干部出身，這讓他們特別“有共同語言”。唐志國提出：將前妻的撫恤金，全部用來供養前妻的父母，還有前妻的孩子。唐志國之前見過的每個人，都接受不了這樣的條件，只有張小兵答應了。于是，他們在相識三個月后，登記結婚。
新街社區的一位老者試探著問：“你覺著，這樣子成家是不是草率了？”
事實上，很多人坦承“就是比照原來那個人找的”。無論段學良，還是唐志國，都會下意識地在妻子面前提及前妻。張小兵曾經提出君子協定：“你要是進進出出總跟別人說，以前老婆多有文化、多能干，那就不要找我。”文先萍的親戚朋友都勸她：“跟死人計較什么。”
擂鼓鎮56歲的農民劉銀虎回憶地震后孤獨的感受：“心理上難受。房子沒有了，老婆沒有了，一個人在家睡了一個多月，急人，急人。”
他現在的妻子，54歲的趙永蘭，地震后全家只剩下了婆媳二人和一個小孫女。震后四十多天里，趙永蘭每天“喝口水、吃點水果，心里惱火得很”。
她自己也“曉不得”為什么嫁給劉銀虎，只知道“他們都在勸我選他”；她最大的愿望，是“過到哪天過不走了，就算了”；她怕兩個人都害病，“他也老了，我也老了，兩個人相互幫不到了”。一雙子女全部遇難后，這個母親沉浸在長久的噩夢中——“自己養的人沒有了，感覺像在做夢一樣。”
對于現在的婚姻，她說，“哪能滿意。隨便講都不一樣。以前愛人好??！我生病了跟我一起弄藥。兩個人今天有一塊錢就用，沒有就再去找（掙）。”而劉銀虎對前妻的回憶是：“是個能干人──一般男人都抵不上。以前我在工地上干活時，能和我一起抬石頭。”
生活一天天回歸常態。畢竟，在療傷之旅上攜起手來的一對對“半路夫妻”們，心底里依然期盼著“一世恩情”。石頭縫里長出的家庭，有著自己格外的艱難，也有著自己格外的頑強。
重組家庭
張開興 /張蓉
龔存國/唐夢
賈德軍/何蓉
蔳順才/侯碧華
張建均/母賢碧
余遷/秦遠秀
于再勇、羅興榮夫婦和孩子們一起。這個重組的大家庭重新拍了結婚照掛在簡陋的板房里。
文道全/黃麟燕
胡維軍/賈桂華
陳秀斌（右）帶著他的兩個小孩迎娶了李春梅，夫婦倆在重建的房屋前拍下這張新的“全家?！?。他們說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家人和和睦睦永遠走下去”。
張禮祥/謝德群
婁純貴/魏玉夫
肖義國/李光賢
謝勇/余志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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