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何帆談修訂指標體系：不對法院排名，從機制上消除“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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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圖片來源：中國法院網）

“決不允許任何形式的‘立案難’隱性存在?！?024年10月8日，國慶節后上班首日，最高人民法院領導在參加司法審判數據會商時強調。

這次數據會商，使用了新修訂的審判質量管理指標體系（以下簡稱“指標體系”）。

指標體系已于2023年下半年試行， 2024年1月正式施行。2024年9月，最高法又對指標體系作了修改。年初適用的26項指標被精簡為18項，法官人均結案數、延長審限率、裁定再審率、司法建議反饋率等指標被取消。

值得注意的是，指標的運用機制也作了調整，相關數據主要供研判、分析使用，不得通報排名，不能額外加碼，一些“達標線”也適當下調，可以有效遏制拖延立案等“反管理”行為。

過去，一提到指標，常見的擔憂是，會不會出現“唯數據論”傾向？向排名看齊，會進一步加重基層負擔。那么，最高法為何要設置指標體系？具體運行成效如何？這次修訂能否達到為基層減負的效果？針對上述話題，南方周末記者對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管理辦公室主任何帆。

設不設指標不是核心問題

南方周末：實踐中，不少人認為指標就是用來考核的，到了基層就容易異化為負擔，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何 帆：談起“指標”，不少人有抵觸情緒，認為容易表現于形式、受制于數據，甚至把許多問題歸咎于指標。其實，指標是一個統計學概念，是對數據的描述性統計。任何指標都是為科學的管理服務的，而審判管理的目的，就是把習近平法治思想落實到審判執行工作各環節、全過程，及時精準發現問題、有力有效解決問題，防止問題久拖不決或反復出現。

比方說，法院工作的根本目標，是“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但是，這個“感受”如何量化評價呢？全國有三千五百多家法院、每年有四千多萬案件，群眾對立案、調解、審理、執行的過程、結果是否滿意，意見集中在哪個條線、哪個地區、哪個環節，不可能依托個案訪談、問卷調查全面了解。比較科學、公允的辦法，是圍繞人民群眾對案件質量、效率、效果的核心訴求，設置案-件比、超12個月未結案件比、執行到位率等指標，用以統計、發現、檢視和改進我們工作中的不足。

所以，指標只是一個中性、客觀的測量工具。問題的核心不是該不該設指標，而在于指標設置是否合理、運用是否科學，以及能否實事求是地看待指標。好的指標體系，一定是個有機聯系、相互支撐的“評價系統”，既能全面展示問題、符合審判實際，又遵循司法規律、不強人所難，讓被評價者心服口服。

南方周末：據了解，法院的指標體系是從2023年下半年開始運行的，過去有過統一的指標體系么？

何 帆：最高法2011年曾設置過一套評估指標體系，由于部分法院把原本用于分析、評估案件質效的指標拿來搞考核排名，未能實際起到科學管理、促推工作的作用，遂于2014年轉為統計分析使用。但是，為了評價案件質量、檢驗工作成效，各地法院又創設了一些指標。這里面，多為合理、必要的，也有的存在各種問題。

比如，一些法院把結案率作為評價辦案效率的常用指標。簡單講，就是看一個統計周期內法院收了多少案件、結了多少案件。起訴時間越是接近考核期末，案件就越不可能在這個周期辦結，為避免拉低結案率，有的法院就會拖延立案甚至不立案。

這表明，科學管理離不開一套符合司法規律、較為系統完善的指標來評價審判工作。2023年，我們在制定新的指標體系時，經過反復調研、征求意見，決定充分吸收各地行之有效、認可度高的指標，堅決棄用不科學、不合理的指標。這套指標中最受法官和各界認可的，是用審限內結案率替代了結案率，法官只需按照審限把握辦案節奏，就能夠有效杜絕“年底不立案”等問題發生。如果有利于實質解紛、案結事了，該延長審限就依法延長，這樣就徹底打消了法官的內心顧慮。

總體而言，指標體系以案-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