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一群北大師生的教育實驗

2013年6月，寧夏六盤山高級中學。（視覺中國/圖）

名?？駸嵩砸环N荒誕的方式出現在北京大學。2013年高考結束后的幾天，未名湖畔一處乾隆時期的寺廟遺跡上，有記者發現，墻上的涂鴉中藏著一句：“北大一定保佑我考上復旦”。那位不具名的留言者，還將“復”字認真重寫了一遍。

這成了北大流傳的一個段子。三年后，北大畢業生葉曉陽將它寫進了詩里。當時，他正和師友們在千里之外的寧夏忙著一場教育實驗，某一天，在固原市中心另一處遺跡上，他又看到了熟悉的涂鴉：“復旦大學”。

從國家的心臟，到偏遠的西北山區，名?？駸釤o處不在。寫詩的葉曉陽被“復旦大學”深深觸動，他所做的實驗，與這種狂熱有某種聯系，這個由神童、狀元組成的北大團隊，想通過一系列干預方法，讓農村學生上個更好的大學。

干預始于北大教育學院副教授丁延慶獲得的一組寧夏高考志愿數據。

那還是2015年，這組數據非常難得，因為幾年后，類似的數據就變得難以獲取。丁延慶先簡單地把這組數據歸為兩類：農村學生和城市學生。結果讓他震驚，農村學生在志愿填報上吃了虧，理科一本線以上，錄到同校同專業，農村學生的分數要比城市學生高17分。更要命的發現是，農村學生的滑檔率比城市學生高很多，這意味著，分數超過一本線的農村學生，更可能被錄到二本，甚至?？?。

是什么讓農村孩子吃了虧？這位每年要給吉林、山東老家親戚填報志愿的北大老師認為，是信息差。和掌握更多資源的城市孩子相比，農村孩子孤立無援，以至于“浪費”了自己多考的分數。丁延慶冒出一個樂觀的想法：只需要輕輕地推他們一把，農村學生就能用好自己的領先優勢。

他召集自己的學生們，包括當時已經在美國讀博的葉曉陽，打算從寧夏開始，用10年時間，給100萬考生提供輔導。大家給項目想了一個洋溢著教育理想的名字：The Bright Future of China。他們希望能照亮100萬個中國縣鄉家庭的暗淡。

這個項目后來有了一個更親切的中文名：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它來自葉曉陽從《新華字典》翻出的一個典故：“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span>

距離項目啟動過去8年了，這8年里，中國高考經歷了一場巨大的變革，幾個月后，寧夏考生也要迎來第一次新高考，迎來可能有80個選項的志愿表。就在2024年夏天，最后一批接受輔導的學生也畢業了，他們是否迎來光明的未來未曾可知，但這個準備再造中國教育的項目，在2020年就安靜地結束了。

2013年，北大慈濟寺山門遺址上的涂鴉。（資料圖）

小小少年

他們的父母也在用力地活，腦袋里的知識是時令、胡麻和黃河水，沒有“松弛感”，沒有一連串大學的名字。

葉曉陽從《新華字典》翻出來的典故，雛形可以追溯到1951年。一開始，創作者只是想提醒中國民眾，從西方引進的冒號，具備提示的功能，例如，“我參加了軍事干部學校；你考上了北京大學；他進了機器制造廠：咱們三個都有光明的前途”。

那位無從追溯的創作者恐怕想不到，這個句式，過了七十多年還會被頻頻提起。不過，一個符合2024年的版本是這樣的：天坑專業的朱澤安，畢業后進了國企；陳洪濤至少擊敗140個人，成為北京的公務員；單身經濟熱度不減，顧小敏想做一名獸醫。這三個寧夏孩子，都參加了“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的干預實驗，在人生的關鍵時刻，他們被“輕輕推”了一把。

朱澤安是這樣的人。他的姐姐從技校畢業前，忽然患上精神分裂。那時他才五年級，這件事讓他變得自卑又自負，男孩從此沒能交到知心的朋友。他排解壓力的方式是溜出校園，去時常遭遇沙塵暴的大街上，看看賣菜的、賣衣服的，“看看別人是怎么生活的”。然后回學校，做他唯一看重的事情：學習。

貧困讓他擁有了一個人生信條：“我都這樣的家庭了，吃點苦無所謂”。

陳洪濤是這樣的人。他個頭很高，一身肌肉是靠頓頓不落的雞腿撐起來的，目的是在公務執法場合增強氣勢。他的童年像賀蘭山吹來的黃沙，在銀川那些已經消失的城中村里來回晃蕩。少年吃不上肉，隨時饑餓，日常讀物來自收廢品的鄰居，其中有大量不適合少年看的書報，他最喜歡的是一本文史類刊物。有時，正上課的他會突然擔心，放學之后還能不能回去早上出門的屋子。城市不斷拆遷，最終把他和父母擠到城郊一個藥廠附近，離鄰縣的縣城幾步之遙。

那些不安的童年記憶，直到許多年后才集中爆發。陳洪濤成為公務員后的第一個發薪日，半夜12點，他來到一個路邊攤，一個人，點了近三百塊錢的燒烤。

貧困不是一條裂縫，日后有大把的機會修補，貧困把陳洪濤的人生撞得坑坑洼洼，他很長時間里不敢和人搭話，理由是，不知道該如何社交。打工子弟學校的同學們，在小學、初中的教育冒險中先后掉隊，繼承了父輩打工的命運。當陳洪濤拼盡全力考入寧夏最好的銀川一中時，他觀察到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得體、松弛的同學，他們不但能在卷子上填寫答案，一次課堂問答、一首隨手寫的詩，都是精準揣摩老師用意的結果。

一旦意識到，這些都來自殷實的家庭環境，陳洪濤就更加沉默了。大學畢業前，他的舍友們都相信，4年來，陳洪濤沒有和女生說過一句話。

顧小敏的故事則是這樣的。父母離婚后，這個女孩被送到山東的大伯家，她沒辦法留在寧夏，最愛她的奶奶也再婚了，雖然曾想過代養她，但前提是，要先照顧好她的大哥，再照顧好她的堂哥。之后，她像一顆被宿命吹揚的沙粒，在姥姥、奶奶、姨父、姑姑、大伯、繼父家走走停停。

奶奶說，她的父母都是渾蛋。大二時，顧小敏的韌帶斷了，不做手術會落下肢體功能障礙，她給父母分別打電話，兩人的回復出奇一致：我沒錢，你自己看著辦。顧小敏需要4萬塊錢手術費，她太害怕了，想過要不干脆就跳樓吧。

是奶奶給她湊了錢，老人可能不知道，她不僅救了孫女的韌帶，也拉了搖搖欲墜的孫女一把。

后來，顧小敏考上研究生，給母親發去錄取通知書，想要一點學費。母親的回復用了敬語，“您自己看吧！我沒其他意見！現在社會有點殘酷，有本事的，就能生存很好，沒本事讀啥也沒用?！?/span>

最后還是奶奶。老人寬慰她，放心吧，保證在8月22日前給她打上7210元。這位上個世紀扎根寧夏的上海知青相信，只有學習能拯救孫女。

朱澤安、陳洪濤和顧小敏，分別來自石嘴山第三中學、銀川一中、銀川二中。他們拼盡力量，終于來到填報志愿的這天。人們都說，填得好逆天改命，填不好聽天由命，在西北干燥的夏日，這三個孩子都想與黃沙一樣的宿命訣別。

可是，他們已經在黃土上苦苦跋涉15年之久，沒剩多少力氣了，他們的父母也在用力地活，腦袋里的知識是時令、胡麻和黃河水，沒有“松弛感”，沒有一連串大學的名字。

丁延慶想輕輕地，推他們一把。

2013年6月，寧夏銀川市六盤山高級中學，即將參加高考的學生。（視覺中國/圖）

人們還是認老丁

坊間流傳，老丁，是一個能讓壓一本線的孩子上211、985的神人。

2024年的丁延慶滿五十歲了，到了知天命的年紀，東北口音，個頭不高，笑嘻嘻的。早在北大讀本科時，他因為喜歡到處收集段子，被人起了個外號：“社會混子”。

他有一個讓人艷羨的技能：填報高考志愿。坊間流傳，老丁，是一個能讓壓一本線的孩子上211、985的神人。他無數次用濃郁的東北腔解釋過，“只要咨詢的人夠多，總有人能撿著便宜”；又給同事和學生們群發過一封郵件，傳授填報技巧。但最后，人們還是認老丁。

他的本職工作是教育經濟學研究，至于填報高考志愿，他視作踐行一個學科理論：輕推（Nudge Theory）。

傳統經濟學認為，人是完全理性的，會做出不偏不倚的、最好的選擇。輕推理論的提出者理查德·塞勒，并不認同這個說法。他用過不少例子說明人的不理性，比如，同樣是增加100塊錢收入，如果分別來自工資和外快，那么，花掉100塊的外快，會讓人更理直氣壯一些。

據此，塞勒進一步指出，策略設計者只需要用隱形、巧妙的策略，“用胳膊肘輕推一下”，就能讓人做出更好的選擇。

讓老丁能大范圍實踐輕推理論的機會，出現在2015年10月。葉曉陽回國參加學術會議，丁延慶和時任寧夏大學副校長李偉都在，喜歡交朋友的李偉告訴兩人，如果要去寧夏做調研項目，可以找他幫忙。李偉是北大哲學系1977級本科生，在政府、高校的管理崗位上工作多年，又回北大教育學院讀博。后來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說到，他對這對師徒印象不錯，在飯桌上，丁延慶可以從考古聊到人類學，再到社會學，葉曉陽也和他老師一樣，“腦子極好”。

不久，李偉給丁延慶提供了他花費多時收集到的寧夏高考志愿填報數據。

剛開始，丁延慶沒想好怎么用。他給研一學生上的課是社會科學調查方法，給數據分組是很基礎的操作，于是他把2014年寧夏理科分數在一本線以上的考生，分成農村和城市兩組，然后吃驚地發現，在高考這場游戲中，農村學生吃了虧。

高考同分的情況下，農村學生的錄取率比城市學生低4.96%；錄到同校同專業，農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