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還是堂吉訶德——知青返城30年

我們這代人一生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做魔鬼，把整個社會秩序顛覆，我們做許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實際上危害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生機；第二件事就是我們被迫完成了自我歷練和自我教育的殘酷過程，最后以此完成自我拯救。跟紅衛兵運動相比，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挽救了我們這一代人，它讓我們體驗苦難，也認識苦難，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應該是被挽救的一代。所以知青們，千萬別把自己看成是無辜的一代，受害的一代。——鄧賢

“紅色的切”是當年知青們對切·格瓦拉的昵稱。

成都知青鄧賢首次讀到手抄本《格瓦拉日記》是下鄉第二年：“這是一本了不起的書，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圣經》，革命者的指南，當代青年的《共產黨宣言》。我有些興奮，迫不及待地點亮煤油燈，懷著巨大期待一口氣讀完這本不知道輾轉過多少人手和來路不明的手抄本。”

對于所有與新中國一起誕生的知識青年來說，出沒于南美洲叢林中的游擊戰士切·格瓦拉是他們的光輝榜樣。在漫長的邊疆插隊生涯中，鄧賢常常與一些長途跋涉的男女知青不期相遇，他們都是從各省插隊的農村甚至遙遠的東北、新疆和內蒙古大草原趕來投奔金三角游擊隊的。

1979年，就是這些境外知青和他們1500萬戰友迎來了返城狂潮。

2009年，是他們返城30年的紀念。

《文斗武斗》布面油畫　圖/張大中

紅衛兵在日本叫“68年世代”，他們是赤軍的自發性群 眾外圍，信奉毛澤東思想，毛澤東1962年向日本勞動人民發表了重要題詞“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 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給了他們極大鼓舞，他們高呼著“毛萬歲，萬歲，萬萬歲”與“造反有理”同警察展開肉搏 請圖片作者與本報聯系，以奉薄酬

肉里的像章

“紅衛兵”最早是清華附中學生張承志的筆名，意為“毛澤東的紅色衛兵”。

1966年5月29日，張承志在清華附中預科651班所貼的大字報上開始使用。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他中學學生所貼的大字報紛紛署名“紅衛兵”。

1966年，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蓬勃開展。鄧賢參加紅衛兵的時候是13歲，小學還沒畢業。

鄧賢的爺爺是中國最早的資本家，父親是參加過緬甸遠征軍的老兵，“文革”中被北京的紅衛兵趕到成都抄家。即使被抄家，鄧賢還是崇拜革命，渴望脫離資產階級的家庭。那時鄧賢像現在的年輕人一樣，渴望尋找自我，渴望實現自我價值，現實給他們提供的可能就是革命和造反。他們大膽無畏，以毛澤東的名義控制各個城市，圍攻“右派分子”、行政官員或企業負責人，批斗各種“反動權威”，把他們掃地出門并接管他們的機構。

年少的紅衛兵沖到革命的對象家里，把那些人吊起來隨便打，造反的場面讓鄧賢心驚膽戰；但同時，作為紅衛兵，他更多感覺到的是威風，街上的警察被趕走，學校的老師和校長被打倒，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1966年8月18日黎明，多達1100萬紅衛兵陸續受到毛澤東的檢閱。

對紅衛兵來說，去北京城見毛主席是幸福的夢想。按照中央通知，全國各地的紅衛兵要選派代表分期分批前往。

1968年8月，對于紅衛兵宮齊來說，他所在的城市昆明跟其他城市一樣，面臨誰該當代表去見毛主席的問題。學校里的幾派紅衛兵組織互不相讓，為爭代表權大打出手，后來有人提議采用公開擂臺賽的方式。“文革”伊始，全國流行佩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林林總總，有的巨如臉盆，有的微如紐扣，花樣翻新琳瑯滿目。佩戴方式也五花八門各具特色；有別在帽子上當帽徽的，有別在連衣裙上做胸針的，也有人別一個兩個，還有人則把整個衣襟別得滿滿當當的，陽光一照，閃閃發亮跟古代鎧甲一樣。就跟今天一些女孩的另類時裝一樣。還有的紅衛兵為了顯示忠誠和勇氣，直接將毛主席像章別在胸口皮膚上。

擂臺賽比的就是別毛主席像章——不是別在衣服上，而是鋼針直接刺進肉里，誰的數量多當場獲勝。擂臺賽一經推出，狂熱者爭先恐后，其中不乏女生。

隨著裁判一聲令下，參賽選手都把鋼針刺穿自己柔軟透明的皮膚，完成一次效忠領袖的精神洗禮。鋼針每刺下去，臺下歡聲雷動，男選手驕傲地挺起胸膛，像章掛在皮膚上閃閃發光；女選手也不甘示弱，宮齊記得，有個藺姓女生當場把一枚鉆石般的領袖像章別在光潔的額頭上，贏得滿堂喝彩。

擂臺賽一輪輪進行下去，水泥臺面被鮮血染紅。當宮齊在手臂上刺進第20枚鋼針的時候，大多數選手已經敗下陣去，他們個個血流不止。比賽進行到第40輪，臺上只剩下兩個最頑強的對手：一個是男紅衛兵宮齊，另一個就是女紅衛兵藺。

擂臺賽直到最后一刻才分出勝負來。女紅衛兵藺在堅持別到第50枚像章時不幸被自身的局限性所打敗——這個女生有限裸露的皮膚上再也找不到可以下針的地方了；男紅衛兵宮齊從容地在自己頭皮上刺進第51枚鋼針。代表權歸屬之爭水落石出。

然而宮齊也并沒能見到毛主席，他因為破傷風險些送了性命。

2001年，鄧賢在東南亞金三角見到這個叫宮齊的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