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1958：我的畢業和就業

■個人歷史

右派就是反動派，左派愿不愿意跟右派一起照畢業相？

作者（右）與同班同學陳呂范大學時期的合影

    1958年7月結束了大學四年學習，等候國家計劃分配。那時候，沒有哪個畢業生會想到自己出去找工作。因為，一切都是學校按照計劃分配畢業生，用人單位也是按照計劃吸收新職工。即使有人異想天開要自己去找工作，也很難找到，說不定居民委員會或派出所還要問你為什么沒有分配，要自己找工作。
    畢業分配當然要政治掛帥，講究政治條件，學業成績是次要的。此時政治條件又簡化為家庭出身、社會關系加上現實表現，即反右斗爭中的表現，以作出左中右排隊。全班四十多個同學幾乎人人心知肚明，曉得自己被內定為什么派：左派、中派（中派之中，又細分為中左、中中和中右）或右派。但是，除右派以外，這種在學生當中劃分左、中、右的做法和排隊，從來沒有正式宣布過。
    上面的分配方案沒有下來，就只有等。老是在學校里等不行，系里的黨總支把我們班大部分左派和全部的中派和右派，派到昆明茨壩的云南重機廠建設工地勞動，這樣既等待著分配，據說又能促進畢業生的思想改造。那時候，我根本沒有想過體力勞動能否改造思想的問題，成天埋頭拉架架車，當中杠，和兩個同學一起運土。我身體好，又經過幾次下鄉勞動，這些較重的體力活難不倒我，無非是每天一身汗一身泥罷了。
    8月下旬通知我們返校。班上黨支部的負責人可能已經知道了分配方案，同學中也有一些傳言：北京有幾個呀，到外省的有幾個呀，留校做助教的有幾個呀，留昆明的有幾個呀。其實，對于多數同學來說，今后的去向都不清楚。幾個低年級的同學見到我說，你以后就是我們的老師了，不要架子太大。我奇怪這話從何說起。他們解釋，都說你成績好，又在大報大刊上發過幾篇論文和文章，學?？隙ㄒ涯懔粝聛淼?。哦，是這樣，我暗自苦笑。此時我已經知道上邊內定我為中派。左派總有十個八個吧，要說留校當助教，哪里有我的份！
    一等又是若干天，低年級已經開學了，我們還沒有宣布分配結果。但是，一件通常要做的事——全班合照畢業相，誰也沒有提起。我正向在班上多少管點事的同學打聽，一位姓趙的同學沖進教室大叫，“老子是政治犯，咋個弄進小偷隊伍？”黨支部一位領導立即厲聲喝止：“趙××，你亂叫些什么？是不是想加重處理？”趙××頓時和緩下來，兩眼含淚講他的委屈。他是本班被揪出來的9個右派分子之一。我們回校后，系上把各年級學生中的右派集中，每天派人監督他們去做一些校內的雜活。后來學校在校內抓到幾個小偷，也編成一隊監督勞動。小偷這一隊人數太少，學校就從我們系右派學生中撥了幾個過去，趙××是其中之一。趙××認為他從來沒有偷竊的念頭，更從來沒有偷盜過別人的東西，現在是政治上犯錯誤，不該把他當小偷對待，侮辱了他。后來知道他定為右派的第三類，分配到四川涼山州一個農技站勞動，每月領25元生活費。
    那位在班上多少管點事的同學私下提示我，不要再問照畢業相的事了。你想：現在已經明確，右派就是反動派，左派愿不愿意跟右派一起照？有些劃了右派的，或者雖沒有被劃但是也受了黨內團內處分的人，不好意思，或者心頭不安，愿不愿意同左派一起照相？還有，老師請不請？如果照往年那樣請，那么劃了右派的老師請不請？問題多著呢，算了。由此，1958年大學畢業時，全班沒有一起照過一張畢業相。
    首先離開學校的，不是我們班的大多數。那時我是個共青團員。一天下午，本班黨支部的一個委員告訴我：交給你一個任務，龍××明天早上6點鐘要集中送東風農場。你今晚10點半起在他宿舍門外守一夜，絕對不能出問題。晚上熄燈鈴一響，我去執行任務。龍××比我年長，那時有二十五六歲。他寢室里有人遞出一個凳子來，放在寢室門外的過道上：“喂，該你了！”我坐在凳子上伸頭看看龍××，他已經睡了。和他同寢室的同學也都睡了。我拿著事先準備的一本雜志，就著過道里昏暗的燈光讀起來。過了半夜，我感到很疲倦，但不敢閉眼打盹，怕萬一出了什么問題要負政治責任。好在一夜無事，不到6點，龍××就起身整理他那簡單的行李。時間一到，外面一聲哨響，龍向我點點頭，就提著行李向宿舍大門走去。門口有人來接。我和龍雖無深交，畢竟同窗四年，現在彼此只能點點頭就“各奔前程”。早餐時候，我才知道當時對右派學生的處理分為四類。今天清晨學校集中遣送的，是全校屬于第二類的右派學生。我想，龍××原先必定和大家一樣，來大學讀書，是為了接受教育，以便成才，恐怕不會設想四年之后由學校送去公安部門的農場勞教。
    接下來又不見了一兩個右派同學。聽說他們是第一類的，已經由學校送到公安廳去了。22年后同學們重逢，我才知道他們當中最多的是判了有期徒刑15年，刑滿后又一直留隊勞動，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平反回家。
    終于輪到我了。系總支李書記面對我們這一撥二十幾個同學，不緊不慢地講祖國對我們的殷切希望，講黨的需要就應該是我們的志愿，要求我們自覺服從分配，不要留戀城市，而應該到各自的崗位上去生根開花。我們沒有任何一個同學對分配提出修改意見乃至不服從分配，因為誰都知道：不服從也得服從，提意見是沒有用的。當發給我工作介紹信，以及轉下去的戶口關系、糧食關系、團組織關系和車票后，我明白這就是我的命運。當天晚上各間寢室十分熱鬧，我們這些必須在云南下鄉的同學，以及五個到四川、兩個到貴州、一個到河南再作分配的同學，同其他尚未宣布的同學一起，互相激情告別，小心推測未來前景，互相勉勵。為此，有人還破費去打來一公斤包谷酒。
    出發前一天，出乎我意料，本班的一位黨支委和一位團支委還要找我談話。他們說得很簡單，但是很管用：根據你在反右中的表現，特別是你立場上的錯誤，為了有利于對你的教育和你今后的成長，組織決定，給你一個警告處分，以后每次填表，都要認真填上。不填，就是對組織不忠誠不老實的問題。我一下子明白了，1957年6月我說的那幾句話，領導還不能放過。那是一天晚上，本班黨支部召開鳴放會，請非黨的同學們給黨支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開會不久，發言就逐漸踴躍起來，而且意見愈益尖銳。有同學點名批評本班的黨員驕傲。被點名者起而抗辯。雙方都逐步用政治術語加碼。此后的發言者也不含糊，對雙方各有支持。我沒有發言。第二天團支部開會討論昨晚的鳴放和爭論。有同學提出團是黨的助手，我們團員應該發言支持黨員。我說，那要看誰有道理。有同學駁我：那你這個團員站在什么立場上？我說，真理就是立場。真理在哪一邊，我就支持哪一邊。
    就為這幾句話，小會大會批判我居然說得出“真理就是立場”這樣的話，明目張膽反對團員站在黨的立場上，在右派進攻面前完全喪失立場。對此，我做了許多次的口頭和書面的檢討。這件事已過去了一年多，到頭還要處分我？唉，由它去吧。我大學畢業沒有一點喜慶，倒是背上了一個處分。我只想早點離開學校，根本沒有問問是哪一級組織決定的，還要不要按照團章經過團支部討論，等等。11年之后我偶然知道，學校團委根本沒有給過我任何處分。
    我算是走得早的。車票告訴我，第三天早上7∶30在昆明西站乘車。我毫無留戀地跨出寢室，同三個送行的同學一起，從西南聯大教授們曾經經常進出的云南大學北后門出來，快步邁向滇緬公路的起點。9月，云南還是雨季。長途公共汽車頂著旅客的行李，在蒙蒙細雨中碾壓著碎石和泥漿向西駛去，整整三天。地圖上可以找到靠近緬甸的中國云南省臨滄專區耿馬縣，那就是我就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