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博文：照護是靈魂的工作

凱博文和妻子瓊（Torben Eskerod/圖）

83歲的醫學人類學家凱博文是中國的老朋友。他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在中國大陸做人類學和精神病學研究的西方人，并將“抑郁癥”的概念引入中國。

他是醫學人類學的學科奠基人之一，同時任教于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和哈佛醫學院，他的學生活躍在世界各地，也深刻影響了中國人類學界與精神衛生領域。

“社會苦痛”與“道德經驗”是貫穿凱博文學術研究的兩個概念。他深受存在主義、實用主義與中國傳統道德的影響，認為人應當通過參與外部世界、與他人建立連接來尋找自我、尋找意義。

凱博文的妻子瓊是一名漢學家。瓊為凱博文推開了認識中國的大門，而1980年代在湖南的田野調查則幫助凱博文找到了職業方向和個人生活道路，也讓他了解文化是如何與情感、精神疾病以及人類苦痛相互關聯。

2024年夏天，凱博文在中國參加了一系列與醫療照護、適老科技有關的學術活動，也在一個小小的補頒獎儀式中，拿到了自己的“2016年白玉蘭紀念獎” 獎牌。這是上海市對外表彰系列獎項之一，旨在表彰和鼓勵為上海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對外交往做出突出貢獻的外籍人士。

過去十年里，凱博文的研究興趣轉向“照護”和“適老科技”，這發端于他對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的妻子的多年照護。在此過程中，他還在不斷推進中美兩國的學術合作。他見過40年前的中國，將中國視為動態的中國，他總是在期待中國的未來。

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今天常見的“抑郁癥”被統攝在“神經衰弱”這一診斷中。

1868年，美國神經學家彼爾德（George M Beard）讓“神經衰弱”這個詞開始流行，他將一系列生理癥狀如頭疼、耳鳴、注意力不集中、易怒、頭暈、消化不良、出汗等等歸納為神經系統的功能性疾病。而后，西方醫學界對神經衰弱的解釋模式經歷了從生理狀態到精神狀態，最后作為一種偽科學在20世紀中葉消亡：多種多樣的癥狀以及不加區分的使用讓神經衰弱好像一個囊括了多種障礙癥的雜物箱。

但在1980年代以前，神經衰弱在中國精神科疾病的診斷中處于核心地位。這既是受到前蘇聯的疾病分類影響，也因為它是一個好用的筐：當無法被確診為癔癥、強迫癥等疾病時，就會被診斷為神經衰弱。

1978年，百廢待興的中國興起出國考察潮，也邀請國外專家團來華。37歲的醫生阿瑟·克萊曼隨美國衛生健康領域的專家受邀來中國的農村考察，他是考察團里資歷最淺的人，因為在臺灣省做過研究并且會說中文而被選中。

在醫學院就讀時，阿瑟·克萊曼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瓊·安德里亞（Joan Andrea），一名漢學研究者。為了在瓊的追求者中脫穎而出，阿瑟開始閱讀中國新聞，尋找各種可能的話題與瓊搭訕。他如愿與瓊組成家庭，繼而被引入了一個中國美學和道德的傳統世界，而那個世界的部分價值觀也成為他們理想家庭的基礎。

也是因為瓊，克萊曼有了一個廣為人知的中文名：凱博文，呼應了瓊的中文名凱博藝。

凱博文（中）和楊德森教授（右二）、鄭延平醫師（右一）、戴梓壽醫師（左二）等人在長沙（受訪者提供/圖）

1978年的中國之行讓凱博文收獲頗豐，其中之一就是他與湖南醫學院的三名精神科醫生林名宇、楊德森以及沈啟杰建立了親密的關系。在凱博文的幫助下，這三位醫生后來造訪了美國，之后在他們的幫助下，凱博文和瓊于1980年來到湖南醫學院做醫學人類學和精神病學的田野研究，成為新中國成立后最早在中國大陸做此類研究的西方人。

1980和1983年，凱博文夫婦在長沙先后訪談、研究了一百多位神經衰弱患者，他們都經歷過“文革”，后來表現出疲勞、疼痛、倦怠、焦慮以及意志消沉等癥狀。凱博文認為：中國醫生所診斷的神經衰弱，就是抑郁癥，而中國醫生和病人之所以都更加接受神經衰弱這樣的診斷，是軀體化——缺乏確定的有機病理情況下的生理不適表現（比如轉換癥狀和疑病癥）以及由確定的生理病理導致的癥狀的擴大化（比如慢性病）——的結果。

1986年，凱博文出版了自己的里程碑專著《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現代中國的抑郁、神經衰弱和病痛》。這本書在中國引發了近十年的神經衰弱與抑郁癥之爭，凱博文曾經的伙伴楊德森以及許多中國精神醫學工作者認為，凱博文在批評中國的精神醫學沒有診斷出抑郁癥和焦慮癥，把許多不同的精神問題不加分析地置于當時北美和歐洲已不再使用的“神經衰弱”概念之下。

也正因此，抑郁癥的名稱在中國大陸慢慢流行起來，逐漸取代了神經衰弱。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吳飛認為，這本書最大的意義不在于神經衰弱與抑郁癥之爭，而在于書中對軀體化理論的推進，以及對中國社會的細致觀察。有意識的言詞可能已經忘記或無法描述歷史中的苦痛和災難，但深深刻在身體上的疾病，本身就構成一種歷史記憶，向自我和他人提醒那段歷史和其中的經歷。

借由《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凱博文將有關抑郁癥及其治療的現代觀念引入了中國，也建立了社會創傷與文化和精神病學的聯系：

“個體經歷了嚴重的個人和社會問題，卻通過身體這一媒介來解釋、表達、體驗和應對這些問題。個體的損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經歷的失敗、沖突，都被轉化成關于痛苦和身體障礙的話語，這事實上是一種關于自我以及社會世界的話語和行動的隱喻。身體調節著個體的感受、體驗以及對生活中問題的解釋?！?/p>

“神經衰弱與抑郁癥之爭并不是我當時試圖表達的觀點。我的觀點是，不論‘神經衰弱’還是‘抑郁/焦慮障礙’都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文化概念，而文化概念形塑著真實的生理體驗，建立了區隔正常與病態的界限。癥狀并不只是個體不適的表達，也可能成為表達集體性不適的合法話語?！眲P博文說。

但圍繞神經衰弱與抑郁癥產生爭論令凱博文高興?！斑@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事情了！”他在四十多年后向《南方人物周刊》回憶，“總比寫了研究報告卻沒人關注要好得多?！?/p>

2008年，該書在中國出版，凱博文在中文版序言里說，他希望這本書對研究中國有所貢獻，希望自己描述了那些有特定經歷的人，而這些經歷刻畫了一個特定的時代：

“最近，我收到一封我在1980年訪問過的病人的來信。他告訴我，我的訪問讓他能夠講述自己的故事，而且覺得有人傾聽他的故事，這讓他感覺好過多了。

“我把這本書的中譯本獻給這位病人，以及所有其他以病痛和苦難給我教益的病人。他們讓我了解了他們的生活、中國社會，以及在危險和動蕩中我們是如何掙扎著過上一種道德生活的?！?/p>

凱博文在美國家中與中美學者聚餐（受訪者提供/圖）

存在主義

當凱博文有志于求學時，正值存在主義興起，他自認在一個特殊的時期念完了斯坦福大學和斯坦福醫學院。同學們或是跑去美國南方組織黑人選民，或是參加反對越戰的運動，或是抗議父權制和男性沙文主義，又或是創造美學及情感表達的新形式。

在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和女權運動如火如荼的時期，舊觀念被打破，新觀念被引入，凱博文感到自己接受了一場徹底的革命，繼而視加繆為自己在責任和道德方面的偶像，亦崇拜能夠就時代的重大議題展開論戰的人物；他受到老師馬爾科姆·考利的影響，欣賞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將那個失控的年代碾碎又重新塑造；他逐漸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開始用全新的方式思考世界；他遭遇了排猶，意識到自己只有在多元的世界里，才能找到家的感覺。

凱博文于1941年出生在紐約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他用“冷酷無情”來形容那時的自己：大部分童年都與“難搞”的工人階級孩子們在一起，加入街頭惡霸和打架高手，嘲弄、刁難、辱罵其他小孩，只是為了找樂，然后在街頭幸存下來。他逐漸變得憤世嫉俗，認為在世界得體而有序的外表下，盡是暴力、不公和惡意。

他第一次感受到光，是在夏令營中遇到的一個理性而富有熱情的男孩。慢慢地，他與僅有的幾個朋友也生出了些許互相關照之情，比如保護彼此不要卷入血腥斗毆。沒多久，凱博文隨父母遷居到長島，他也開始將蠻勁用在功課上，在老師的引導下愛上了讀書，很早就接觸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閱讀社會在一次次革命中苦難加劇，卻又在腐敗與欺瞞中等待毀滅。無數在人類經驗中稀松平常的荒謬和失敗，讓正義之弧瀕臨瓦解，讓絕望之人越發絕望。這些智慧對少年來說顯然太沉重，卻也讓凱博文“靈魂漸漸蘇醒，開始懂得這個世界上真正缺失的是對普通人的關心”。他開始對身邊人的故事產生興趣，學會做一名認真的傾聽者。

童年經歷引導他擁抱了存在主義。時隔數十年，83歲的凱博文回溯思想歷程，認為是存在主義構筑了自己的職業底色?！霸谝粋€危險、混亂和不確定的世界中，重要的是尋找意義。我也受到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實用主義創始人之一）的強烈影響：意義應當對你有用，有用處是最重要的。加繆和詹姆斯的觀念伴隨了我一生?！?/p>

凱博文正參與編著一本書，基于他在哈佛教授的課程，名為《追尋智慧：宗教、道德和美學對生活藝術的探索》，他在其中探討人們如何尋找智慧、尋找意義?！爸匾氖亲穼さ倪^程、如何追尋，而不是追尋的結果，這個結果會不斷變化，有時候我們滿意，有時候我們覺得無用?！?/p>

2004年，吳飛（左）參加博士論文答辯時和凱博文在一起。吳飛是凱博文名下第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博士（受訪者提供/圖）

追求“有用”也是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