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羅馬帝國同蒙古帝國多次聯姻，外交騰挪未改變其走向滅亡的命運

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與蒙古帝國的聯姻，起始于1265年，當時的拜占庭皇帝米哈伊爾八世將自己的私生女瑪麗亞·帕里奧列格送至大不里士，嫁給當時伊爾汗國的統治者旭烈兀。

由于同年旭烈兀病死，按照蒙古貴族收繼婚的風俗，旭烈兀的繼承人阿巴哈迎娶了瑪麗亞。

在此后的半個多世紀內，拜占庭通過聯姻的方式與蒙古人建立了相對牢靠的外交聯盟。這么做的起因是自尼西亞政府開始，拜占庭疆域與實力都大不如從前，與周圍國家建立穩定的外交關系就成為了帝國生存的重要方式。

而同一時期的蒙古西征，對小亞細亞與地中海的秩序帶來了不可逆轉的沖擊。關于拜占庭與蒙古聯姻的原始史料，主要存在于兩位拜占庭歷史學家的著作中，即阿克羅波利斯的《歷史》和帕奇梅爾斯的《歷史關系》中。其中關于聯姻的對象、歷程以及對雙方人物的評價，散落在《歷史關系》的不同篇章之中，這兩部作品為雙方的聯姻活動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來源。

作為聯姻的另一方，蒙古帝國中的伊爾汗國的史學家拉施特在他的《史集》中也多次提到兩國聯姻的達成和對當時國際局勢造成的影響。

除了雙方的史料之外，諸如亞美尼亞、敘利亞的史學家們，作為第三方見證者，在他們的作品中也留下了拜占庭公主在蒙古帝國的經歷，這部分可作為重要的參考史料。而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的游記中，也記錄了他親眼見證的拜占庭公主與金帳汗國的互動。

國內外關于這一時期拜占庭外交政策與周邊國家關系的研究有不少，且有提及拜占庭與蒙古在軍事外交方面的互動，俄羅斯歷史學家迪米特里·科羅別尼科夫在他的著作《13世紀的拜占庭與土耳其人》中，以拜占庭與小亞細亞地區的塞爾柱突厥人的互動作為視角，有考察蒙古帝國給小亞細亞帶來的沖擊所造成的影響。

莫斯科國立大學的舒庫羅夫教授在其著作《拜占庭的土耳其人：1204-1461》同樣是以拜占庭人與塞爾柱突厥人的互動作為視角展開書寫，中間有提及蒙古帝國與拜占庭的互動，并且根據拜占庭遠嫁蒙古的公主的頭銜，從跨文化視角探究拜占庭與蒙古之間的互動。

但未有一部將拜占庭與蒙古的聯姻作為研究視角的論文或專著。因此，以拜占庭與蒙古的聯姻作為研究對象，是一個新的視角，可以補充13-14世紀拜占庭外交與周邊民族交流共生的研究內容。

本文以拜占庭尼西亞流亡政府的對外關系作為出發點，探究拜占庭與蒙古帝國從13世紀中后期到14世紀中前期的這段時間內，以聯姻的方式建立同盟關系的背景與過程，并從地緣關系與跨文化視角對這一持續大半個世紀的聯姻政策做出評價。

將圍繞以下三個問題展開討論：第一，拜占庭帝國與蒙古帝國聯姻的動機是什么，什么樣的地緣政治環境促使了這樣的政治聯姻？第二，拜占庭帝國與蒙古帝國聯姻后，對雙方以及當時的世界格局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第三，如何在跨文明交流的視野下評價這場政治聯姻？

筆者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拜占庭、伊爾汗國、金帳汗國的史料以及亞美尼亞、敘利亞等周邊國家史學家的記述作為主要考察對象，綜合相關建筑實物的考察資料，來展開論述，嘗試給出上述問題的答案。

拜占庭帝國與蒙古帝國聯姻前所處的國際環境

1204年，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十字軍攻陷，十字軍在所占領的拜占庭領土上，建立了拉丁帝國。而拜占庭的流亡皇室成員則建立了數個政權與之分庭抗禮，有西奧多·拉斯卡利斯建立的尼西亞帝國，有位于伯羅奔尼撒半島的伊庇魯斯君主國，還有一個由科穆寧家族的后裔、在格魯吉亞人的幫助下建立，位于黑海沿岸的特拉比宗帝國。

其中尼西亞帝國與伊庇魯斯君主國一直為光復君士坦丁堡，爭取拜占庭帝國正統的地位而展開征戰與外交。在這個過程中，尼西亞帝國取得了最后的勝利，在尼西亞帝國最后一位皇帝約翰四世任期內，他的岳父，共治皇帝米哈伊爾八世成功收復了君士坦丁堡，但隨后廢黜了約翰四世，米哈伊爾八世收復君士坦丁堡之后建立的王朝被稱為帕里奧列格王朝。

出自尼西亞的拉斯卡利斯—帕里奧列格系家族，最終成為了君士坦丁堡的主人與拜占庭帝國的正統。而與蒙古帝國的交流與沖突到持續數代的聯姻，正是發生在尼西亞帝國與帕里奧列格王朝統治期間。

在蒙古西征的這幾十年中，尼西亞帝國逐漸成為拉丁帝國的主要威脅，這是因為尼西亞帝國與塞爾柱突厥人建立的羅姆蘇丹國的和平關系，使得尼西亞帝國在帝國東部小亞細亞地區沒有面對強敵的威脅，可以將主要的戰略目標定為拉丁帝國。

到了13世紀中葉，局勢發生了微妙的變化。13世紀20年代以來，西征的蒙古軍隊不斷吞并羅姆蘇丹國在小亞細亞的領土。1243年在庫斯多格戰役中，羅姆蘇丹國與他的盟友們，被蒙古軍隊擊敗。

從此，羅姆蘇丹國在小亞細亞地區的威望瓦解，地位一落千丈。安納托利亞周邊曾經接受塞爾柱突厥人統治的小國，都轉而效忠蒙古人，羅姆蘇丹國在小亞細亞地區既不能鞏固自己的霸權，也不能為曾經的附庸提供保護。不久之后，特拉比宗帝國的統治者也開始向蒙古人俯首稱臣。

尼西亞帝國的皇帝約翰三世（1221-1254年在位）開始意識到蒙古人可能帶來的威脅。約翰三世是一位能征善戰、足智多謀的皇帝。多次在與保加利亞、拉丁帝國的作戰中取得勝利，他相信關于蒙古人野蠻而又殘暴的傳說：蒙古人會從地下冒出來，他們中的一些人還長著狗頭，做著違背教義的事情，甚至以人肉為食。

約翰三世在面對傳說中的威脅時，下令國民們做好萬全的準備:“讓直面威脅的地區，儲備并封存好可供食用一年以上的糧食，以應對可能發生的圍城戰爭，同時，要確保從帝國腹地到前線的糧食運輸路線通暢。為了應對突發情況，教士和居民要在圣像旁邊，放置武器，隨時準備迎戰?！?/p>

約翰三世去世之后，他的繼任者塞奧多利二世（1254-1258年在位）面對來自蒙古的軍事威脅則更為嚴重。1255年的冬天，塞奧多利二世親自率軍在與保加利亞人作戰，籌備攻打哈德良城的時候，收到了來自重臣穆扎隆的信：東方戰事再起，蒙古人準備鎮壓企圖翻盤的羅姆蘇丹國貴族，極有可能威脅到拜占庭的領土。塞奧多利二世為此一度放緩了進軍保加利亞的步伐，確認蒙古人這次不會直接影響拜占庭后才繼續進軍。

為了應對這樣的潛在威脅，塞奧多利二世決定采取外交手段，化解危機。在聽說蒙古人要派使者通過塞爾柱突厥人的領地前來拜見之后，塞奧多利二世先行派出使臣，前往蒙古人的駐地，并且讓使臣一路宣揚拜占庭軍力強大，戰無不勝，考慮到使臣這樣張揚的舉動可能會給他們帶來殺身之禍。塞奧多利二世給予使臣的家人們一定的物質保障，并且為他們禱告。

幸運的是，蒙古人向來遵循“兩國相交，不斬來使”的外交準則。塞奧多利二世的策略，開始奏效了。

當蒙古人回派使者的時候，塞奧多利二世開啟了他的下一步行動，他派遣向導去迎接即將到來的大使，據說是為了給他們指路，向導故意帶著他們走一些艱難的道路，如果有人厭倦地詢問這段旅程的困難程度，向導就回答說，羅馬帝國的所有土地都處于類似的狀況，篤定蒙古人會相信這一點。

在沿途的路上，皇帝還安排了軍隊，按照軍團的形式排列著，時不時亮出鐵制的兵器，營造出一種兵強馬壯的視覺感。接見蒙古使者的時候，塞奧多利二世穿著華麗的衣服，手里提著劍，遠遠地眺望著他們，營造一種威嚴感與令人恐懼感。這種故布疑兵的空城計，似乎起到了不錯的效果。

米哈伊爾八世的經歷與認知

塞奧多利二世的繼承者米哈伊爾八世，他在前任皇帝的基礎上，將與蒙古帝國的外交關系進一步推進了，這源于國際環境的變化，也取決于他自己對蒙古人更深刻的認識。

在他作為帝國軍事將領的時候，他曾經率領一支希臘人組成的軍隊，與羅姆蘇丹國中反抗蒙古統治的勢力聯手，共同抵抗蒙古大軍的入侵，這是一場事關安納托利亞地區塞爾柱突厥人生死存亡的戰役。米哈伊爾八世本人在戰場身先士卒，甚至親自手刃了一名蒙古先鋒。然而這樣的英勇表現并沒有扭轉地區局勢，拜占庭的軍隊沒有辦法掌控塞爾柱突厥人的領土，羅姆蘇丹國的塞爾柱突厥人在面對蒙古軍隊入侵的時候，也越發招架不住，貴族們經過商討，決定徹底成為蒙古人的附庸，并且定期向蒙古人納貢。

就這樣，蒙古帝國成了小亞細亞地區最有影響力的一股勢力，同時深刻影響著羅姆蘇丹國的內政外交。對于拜占庭帝國來說，此時與蒙古帝國展開更深層次的外交與構建聯盟，是穩定小亞細亞局勢的重要舉措。

而對于米哈伊爾八世本人來說，這段作戰的經歷使他深知蒙古人的可怕戰斗力，越發希望與蒙古人達成和平協議。根據拜占庭歷史學家帕奇梅爾斯記載：因為皇帝已經與蒙古的首領旭烈兀簽訂了和平條約，給旭烈兀一個輕易占領塞爾柱突厥人土地的機會，塞爾柱突厥人占領了我們的一些堡壘，但是因為他們懷疑公開進攻是危險的，因此他們多采用夜間游擊戰的方式襲擊我們。我們的百姓也可以以牙還牙，這樣就沒有大的損失。不過皇帝完全相信，對于拜占庭人來說，蒙古人是無法阻擋的?；实鄹P心的是通過婚姻與后者達成協議，因為一想到要向蒙古人開戰，他就感到害怕，甚至連他們的名字都讓他充滿了恐懼。

通過以上史料敘述，我們可以看出，米哈伊爾八世深知不能與蒙古人正面作戰，與他們的外交關系是需要妥善處理的當務之急。而他本人之所以能夠被推舉為皇帝，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的支持者們看重他的軍事能力與縱橫捭闔的外交手段，將他視為基督徒們的救世君王。在拜占庭強敵環伺的環境之下，他更有必要通過構建新的同盟，既給拜占庭帝國創造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度過危機，又加強自身的威望與統治的合法性。

再加上由于塞爾柱突厥人之前軍事上的失利與塞爾柱羅姆蘇丹王室的內斗，將塞爾柱突厥人作為屏障，抵御蒙古人的計劃，已經失效。米哈伊爾八世轉變外交策略，試圖將蒙古人作為可依賴的屏障，解除蒙古帝國對拜占庭帝國威脅的同時，再考慮借助蒙古的軍事力量，對付其他的潛在威脅。

在收復君士坦丁堡之后，米哈伊爾八世需要避免帝國陷入拉丁國家與東方異教徒的夾擊之下，他很快與馬穆魯克埃及的蘇丹拜巴爾斯一世確定了盟友關系，二者都是剛即位的領袖，擁有共同的敵人，并且拜巴爾斯一世將君士坦丁堡視作極為重要的貿易中轉站，確保黑海貿易暢通無阻。

與馬穆魯克埃及的外交同盟是通過一項簽訂于1261年的商業條約確認，該條約使得米哈伊爾八世在東南側有了一個可靠的外交盟友，而馬穆魯克埃及也能將君士坦丁堡視為一個穩定的貿易中轉站，埃及與金帳汗國的使臣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