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大學曲棍球案”落下終章：瘋狂的美式政治正確助長性侵誣告丨快評
為何“白人男性性侵黑人女性的指控”可以靠著原告的口頭證言與檢察官的一己之私就得以進入司法程序？如果說“法律事實不等于客觀事實”，那么本案的實際情況其實是“客觀事實根本不存在”，檢察官繞開證據就進行了有罪推定。在這個過程中，三名原告的合法權益就遭遇了粗暴踐踏，陷入了實際意義上的“自證清白”陷阱。
責任編輯：陳斌
近日，美國綿延近二十年的“杜克大學曲棍球案”終于落下了終章。2024年12月13日，當事人克里斯塔爾·馬格努姆終于承認自己在2006年撒了謊，對杜克大學的三名校隊曲棍球運動員里德·塞利格曼、科林·費內爾蒂、大衛·埃文斯進行了虛假的性侵指控。馬格努姆在此次的播客訪談中坦言，“我要告訴三名被告，我愛他們，他們本不應該經歷這些”。至此，這起案件才完全畫上了休止符。
2006年3月13日晚，單身母親馬格努姆與另一位黑人女性受邀，在杜克大學男子曲棍球隊的一場私人派對上跳舞。馬格努姆在派對結束之后向警方報案，聲稱自己被三名白人男性拖入浴室性侵，指認了塞利格曼、費內爾蒂與埃文斯三名曲棍球隊隊員，警方在聽取原告證詞之后逮捕了三人。
事后來看，這起子虛烏有的指控本可以在次日乃至當晚就被撤銷，因為馬格努姆的指控根本經不起推敲：其本人的體檢報告顯示無強奸痕跡，DNA檢測結果與三名被告毫無關聯，另一位表演舞蹈的黑人女性也在第一時間向警方表示“強奸不可能”，然而一些連環因素讓這起虛假指控變得曠日持久。
當地檢察官邁克·尼豐在事態演變過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一環，他對三名被告提出了強奸、性侵、綁架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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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吳依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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