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驥:全球經濟周期處于低谷,氣候行動卻沒有
如果當初中國坐等發達國家的氣候資金,就沒有今天的“新三樣”的優勢了。中國NDC目標宜更加積極,以引導市場預期。
近兩年中東國家“異軍突起”,過去它們扮演著比較保守的角色,如今它們越來越會利用資本優勢進行可再生能源投資,積極推動能源轉型。
能源的經濟性、安全性和環保性三者之間存在沖突,難以同時兼顧。但我覺得,這個“不可能三角”定理可能將被破解。
責任編輯:汪韜
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受訪者供圖
2024年11月中旬,鄒驥抵達巴庫氣候大會COP29,忙碌的身影出現在一場接著一場的會議上。他與國內外的參會者寒暄,不少人都已結識多年。
一年一度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COP)討論全球如何應對氣候危機。作為深耕氣候領域近三十年的學者,鄒驥對于這一切太熟悉了。畢業于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早在1997年,36歲的鄒驥第一次以中國人民大學環境經濟研究所學者身份,參加第三屆聯合國氣候大會。就在這一年,舉世矚目的《京都議定書》誕生。
二十多年來,鄒驥出席了絕大多數的氣候大會,其中有14年作為中國氣候代表團成員參與氣候談判。十余年間,鄒驥還擔任過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四次(AR4)和第五次(AR5)兩輪評估報告的主要作者、主要協調作者,這些報告反映了全球范圍內氣候變化領域最系統完整的科學評估結果。
2000年,鄒驥首次參與聯合國氣候談判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加入WTO。彼時的中國在氣候外交領域的主要任務,是捍衛碳排放權,因為當時中國經濟發展很依賴碳排放。二十多年后,中國接近人均GDP1.3萬美元的門檻,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經歷著戰略轉身。
聚焦于“錢”的COP29,最終結果以爭議收場,發展中國家希望發達國家每年提供1.3萬億美元氣候資金,而最終達成的談判文件的數字僅有3000億美元,不少發展中國家代表無法接受。
在鄒驥看來,巴庫的成果倒是不那么出乎意料,甚至還小有積極進展。鄒驥如今投身國際慈善領域,任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他認為應對氣候變化不僅是“誰要付錢”的責任,更日益成為“能掙大錢”的機遇,以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等綠色低碳技術、產業為核心標志的科技和產業革命,將成為未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應成為各個國家主動作為的選擇。
如何看待國際應對氣候變化形勢?中國新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應如何設置?“十五五”能否順利實現碳達峰目標?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鄒驥。
全球氣候行動并未陷入低谷
南方周末:COP29最終艱難達成了3000億美元的氣候資金目標,大幅低于發展中國家1.3萬億美元的訴求,你是否認為應對氣候變化行動進入低谷?
鄒驥:恰恰相反,我認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取得了有限的進步?,F在處于全球經濟周期的低谷,一些國家財政緊張,債臺高筑,加之民粹主義、右翼勢力、反全球化浪潮興起,發達國家確實很難提供更多的援外氣候資金預算,這是現實存在的困難。即便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3000億美元也比此前的1000億美元有所增長,這證明了氣候進程依然在前進,同時也反映出進程的艱辛和緩慢。
我更關心的是,如何用這3000億美元撬動更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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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吳依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