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問】城管對小販要不要寬容?

長期以來，城市中城管隊與“走鬼”的“貓鼠游戲”一直是個令人頭疼的難題，也被視為城市管理中的“頑癥”。城管與“走鬼”的關系也長期處于“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膠著狀態，當矛盾上升，沖突和流血事件便接踵而來?？吹竭@些讓人既憤怒、又心寒、更無奈的新聞，人們不得不深思，城管的執法范圍和執法權限在哪里？為維護自己的基本生存而“有損城市形象”的小販真的應該成為城管執法的對象？而這種尷尬執法與暴力抗法之間又應該如何調解？為此本刊采訪了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王建勛。

受訪人： 王建勛

采訪人： 實習記者 李敏

1.“城管”在社會上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

王建勛：城管在我們社會上就是一個“怪胎”。這與我們社會的整個治理思路有關系，城管的存在在法律上的依據是非常牽強的，只有行政處罰法第16條中“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勉強可以作為城管存在的理論依據，但城管本身的性質、組織、職權范圍是沒有任何法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規定的。

2.城市攤販是一個龐大的社會階層，我國對“攤販”的管理有哪些法律規定？

王建勛：小販擺攤買賣是行使收益和處分權，屬于財產權，而財產權是一項基本權利；而居民免于受噪音影響、環境污染是一種普通權利，小販的基本權利是遠遠高于居民的普通權利的。所以，就算小販侵犯了居民的普通權利也不能禁止小販行為。所有的權利都不是絕對的，但決不意味著可以去限制甚至禁止一種基本的權利。

3.在中國，攤販現象能被杜絕嗎？

王建勛：不可能，自有人類以來就有小攤小販出現，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存在這種現象。在中國，攤販是一種職業，一種合法謀生的手段。小販和那些商鋪甚至超市在性質上沒有任何區別，只不過小販沒有足夠的資金把銷售做得像超市和商鋪那樣正式化、規?；?。

4.城管制度有被取消的可能性嗎？

王建勛：我沒法預言城管制度會不會被取消，但我倡導它應當也必須廢除。那些認為取消城管制度，社會就會亂的想法是狹隘、封閉的。

5.南京用“公用地可作個體經營，小商小販免于登記”解決攤販問題的做法適合其他地區嗎？

王建勛：肯定適用，因為這種解決攤販問題的辦法或條例跟地方性沒有任何關系。

6.野蠻執法必將帶來暴力抗法，城管應該怎樣做到人性執法？

王建勛：從城管制度的設置和給予城管執法人員的權力上講，城管沒有辦法做到人性執法，這是一些人一廂情愿的幻想。因為城管的權力范圍太大、太寬泛、太不確定、太模糊、太集中。但也不免會出現一些“心存善心”的執法人員，執法沒有那么強，那么嚴。我們與其過多希望城管人性執法，不如在制度上下工夫。

7.在執法與抗法的過程中，誰是受害者？

王建勛：從廣義上說，小販毫無疑問是受害者，但這不意味著具體個案當中誰是受害者。當城管讓小販生存不了時，小販為了生存，采取極端的手段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只要這種城管制度存在，就會導致這種矛盾沖突的后果。

8.在眾多的城管執法悲劇中，反映出了制度層面上的哪些問題？

王建勛：權力要分散才能相互制約。“野心要用野心來制服”，要用權力來制衡權力。假如司法機構能夠介入，從某種程度上能緩解城管暴力執法的行為。

9.當地政府應該怎樣協調“城市市容和秩序”與“攤販生計”之間的關系？

王建勛：首先，把城市市容和形象作為追求的目標是錯誤的，因為它本身不具有獨立的價值。城市的存在完全是為了服務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而不是為了讓城市好看而完全不管城市里面人的生活，這與城市存在的價值背道而馳。再者，擺攤買賣是任何一個人的權利，因為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有成為小販的可能性。所以在制定法律的時候，要考慮到當任何一個人的身份發生轉變之后，這個法律、制度對于轉變身份之后的人是同樣公正的。故在制定城管制度的時候不能把對象的身份定型化。

10.廣州城管官員“炮轟” 學者專家建議“城管對小販要寬容，不要趕小販”，“是讀書讀太多，站著說話不腰疼”，你怎么看待？

王建勛：這個說法是很荒謬的，但它代表了很多人的觀念，我認為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或冷冰冰的現實主義者”的看法。他們只考慮現實意義，只追求實用主義，缺乏理想主義，而恰恰是這種實用主義才讓城管去侵犯小販的權利和自由。城管只管自己工作而不管小販的權利和自由，他們之間的沖突是必然的。所以他們的思維都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