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后代 從外交官到科技人
李鴻章和他兄弟的下一代還能沾到祖宗的光，當官的不少，第三代也可以享受到祖先的遺產，有人經商，有人出國，到第四代、第五代，因為出身問題，他們得靠學習改變命運，倒是密集地出了許多專業性人才
李道增
李道增設計的“中國大劇院”模型
族譜
在合肥最繁華的步行街淮河路上，灰瓦黛墻的晚清建筑與周圍熱鬧的霓虹拉開了距離，曾經“半個合肥都是李家的”，現在只余下了這座“李府”。
這座房子是合肥市文物管理處在1983年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中發現并接管下來的，現任的文物管理處處長程紅當時剛從大學畢業沒多久，據她的回憶，當時這座房子里擠擠挨挨住了十幾戶人家，一些為了臨時需要搭建起來的違章建筑，像各色補丁拼接在這座昔日相府的四角，但是房屋的外觀和內部格局保存完好，并未遭到太大破壞。
老宅舊主人身份如此特殊，所以，當這所宅子變成“李鴻章故居陳列館”并正式對外開放的時候，承擔了許多不必要的誤解。“許多太平天國的后人寫了小字報貼在門口，說是這個屠殺我們祖先的劊子手，現在怎么紀念起他來了？”
有人甚至把狀告到了中央，程紅就請告狀者來參觀館內陳列的李鴻章生平，最后特別告知：我們是“陳列館”，而非“紀念館”，不管對李鴻章此人歷史上如何評價，把這一段歷史真實地“陳列”出來，這總沒錯吧？
長子李經方曾想扶老爹當皇帝
按照老李家的族譜，從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開始，這八代人的輩分分別是“文、章、經、國；家、道、永、昌。”現在合肥還能覓到不少道字輩，永字輩的李家后人。“真正李鴻章這一族的后人，國內已經不大找得到了，很多人去了美國、澳大利亞、香港……國內留下的大多是李鴻章兄弟的后裔。”《李鴻章家族》的作者宋路霞說。
中國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曾經敘述過自己回鄉探親時的一段經歷，在小火輪上，鄉人見了就罵他洋奴、洋鬼子。在清朝時當外交官，語言不通，生活不慣，“正人君子”動輒以“賣國”相譏，弱國外交腹背受敵。所以干什么也別干外交，是時人共識。
但李鴻章偏要讓他的子孫們撿酸果子吃，從小就讓他們在科舉之外兼學西語，他的3個兒子都從事外交。過繼來的長子李經方是職業外交官；次子李經述韜光養晦準備接李鴻章的班；庶出的三子李經邁曾任欽差出使奧國。
李經方為人聰敏好學，名將劉銘傳記載過一段逸聞，他曾看見少年李經方一邊讀書，一邊吃菱角蘸糖，因為太過專心，菱角蘸的是墨，吃得兩嘴發黑仍渾然不知。小李精通五國語言，寫一手極帥的隸書與行草，相貌高大英俊，但他一生既沒趕上父輩打仗立功的時代，也沒在洋務運動中撈個肥缺發財，他當過3年駐美公使參贊，3年駐日公使，但基本是被老爸帶在身邊，成為李鴻章辦外交的重要幫手。沾父親的光，也分到一頂“賣國賊”的帽子，人稱“割臺大臣”，一生政治上郁郁寡歡。
有個強勢的老爸，李經方并沒有太多施展個人才華的機會。馬關議和面對伊藤博文的咄咄之勢，李經方幾次想據理力爭，都被李鴻章制止了。他設法影響父親的思路，叫隨員們把見解寫成字條遞到李鴻章面前，供決策參考，但也未被采用。
馬關簽約歸來，全國輿論沸騰，李家父子成了眾矢之的。當時臺灣具體畫押交接之事還得跑一趟，李鴻章遇刺受傷無法成行，任務落到李經方頭上，李鴻章心想這賣國之事不能再讓李家人干，想保護孩子的聲名，就推說李經方病了。結果光緒皇帝一怒：“李鴻章不得推脫！”李經方不去也得去了。
跟父親不同，李經方早看出清王朝氣數已盡。他多次對他的學生魯望巖說，“大清朝一定要亡了，光復之日可待矣。”還勸他，“不要做官，要教育救國，實業救國。”
庚子議和前夕，八國聯軍在北京燒殺搶掠，清廷12道金牌急召遠在兩廣的李鴻章進京。曾有人力主李鴻章甩掉慈禧，自立為王，趁清室“西狩”之機，奪回漢人天下。據說李經方也持有這種想法，屢次與李鴻章密謀。李鴻章的幕僚馬建忠回憶，當時他就曾看到一封來自英國官方某大員的來電，主張李鴻章千萬不要失去這千載良機，擁兵自立，并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但李鴻章置之不理，還關照馬建忠趕快把電文燒掉。（據馬建忠之甥朱怡聲的回憶錄）
父親對清廷的愚忠讓李經方失望，他對仕途、對政治都失去了信心。辛亥革命爆發以后，李經方的仕宦生涯徹底結束。
李經方可算妻妾成群，除了原配的兩任老婆，還有五房側室和兩個洋太太，一個英國人，一個法國人。辛亥革命后李經方關起門來當寓公，一大家子坐吃山空，但他憑著外語好，跟洋人狠做了兩筆地產和古董生意，大賺一把。這兩次成功的投資令他開心，感慨地對人說，“沒想到我還有今天！”
梁思成高足李道增一生的遺憾
李鴻章故居陳列館館長程紅，因為工作關系接觸過不少李家后人，她總結了這么一條規律：“李鴻章和他兄弟的下一代還能沾到祖宗的光，當官的不少，辦外交的不少，第三代也基本上可以享受到祖先的遺產，有些人經商了，有些人出國了，到了第四代、第五代，從政的就寥寥無幾了，因為出身問題，他們得靠學習改變自身命運，倒是密集地出了許多專業性人才。”
確實，翻看李氏后人的族譜，到了“道”字輩，幾乎是一長串卓有貢獻的專家名錄：高級工程師，橋梁專家，鐵路專家，著名醫生……他們曾經背負過沉重的歷史包袱，有些人甚至在“文革”中受過迫害，但這一輩人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苦難磨礪中站起來了。
以李道增為例，梁啟超與李鴻章之間的淵源，到了后代那里又奇特地續上了。李的后人李道增，成為梁的后人梁思成的門下高足，這也算一種緣分。
李道增是李家老三房李鶴章的后代，曾長期任職清華大學建筑學院院長，工程院院士，是李氏家族中學術地位最高的人物。
1930年，李道增出生在上海跑馬廳邊曾祖父的豪門大院，三四歲的時候，大家族經濟破產，只好變賣老宅，全家幾十口搬出來分家另過。走出大宅門的李家人心性依然很高，對孩子的學業尤其抓緊。長期的租界生活，讓他們的思想都十分海派，主張學好英語，哪怕沒錢將來也要設法讓孩子出國留學，而且從小就把孩子送進教會學校。
在清華是另一種嚴格到冷酷的學術環境，那時清華的老師都是名教授，“上課一律用外國原版課本，每一節都是英文授課”，入學后第一場考試先關個三分之一不及格，把這些以前全市第一、全省第一的學生全部打懵，以挫其驕銳之氣。李道增就在這樣的環境里遇到了受業恩師梁思成。
李道增一生有個最大的遺憾。1958年，國家大劇院的計劃一經提出，他就是這個項目設計的主持人，當時正是新中國成立10周年前夕，周恩來總理親自提出了國家大劇院的計劃。清華大學調動了全校精華投入這個國慶獻禮的大項目：建筑系、機械系、電機系、土木系等抽調了300名精兵強將，設計方案及圖紙全部如期完成。到了破土動工的時候，中央發話：國家經費有限，目前工程不能上馬。
這一放就是近40年，十年浩劫中，300人配合完成的、堆得像小山一樣的設計圖紙，被造反派一把火燒得精光……
“那時沒有電腦效果圖，全部是手畫，要用吹風機來吹干渲染圖，一個晚上就只能出一張圖，”李道增說，“為了爭第一，我們沒有一點私心雜念，就是拼命干。”
到了1990年，國家大劇院的項目又被提出來了，李道增代表清華參與其中一個方案的設計，然而這又是一個巨大的空心湯團。
1997年，國家大劇院要動真格的了，李道增在原先1991年方案的基礎上，兩個月就拿出了模型。這次是國際招標，送到中央首長辦公桌上供最后定奪的有3個方案，其中一個就出自李道增之手。
李道增的建筑理念跟梁思成一致，也欣賞北京的故城之美。他認為中國大型公共建筑都講究對稱，而且故宮、天安門是存留在世界人民心中的“中國標志”，在它們旁邊建大劇院，就要與這些古建筑協調，避免喧賓奪主。應該“近看有形、遠看有勢”、不設“虛假空間”。但在評選和后幾輪的方案修改時，上級提出了要求：要有“標志性”、“要是國內外所沒有的”、“要有說法”。
經過漫長的論證與等待，李道增40年來的國家大劇院設計之夢破滅了，最終入選的是造價幾十億的法國設計師安德魯的“水泡”方案——把劇場全部沉入地下，上建一個圓形拱頂——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中國大劇院，俗稱“鳥蛋”。